【欄杆拍遍】鍾劍華｜中共其身不正 犧牲香港

上次提到，中共經濟外強中乾，其實在2019年底之前已經清楚看到。只不過全國上下經過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已經被那種像無止境的景氣及增長麻醉。

中國這40年來的所謂經濟發展，及被冠以「改革開放的空前成就」，其實只是經過幾十年政治運動之後，由近乎經濟崩潰的谷底急速反彈而造成的。

只是從近乎跌至最底，才從後趕上，體制中還有不少不成熟、甚至是落伍的地方。

這種急速增長也會造成新的結構矛盾，需要透過體制變革來應對。否則，那種增長難以長期延續，矛盾也會擴大。

但偏偏中共領導層以為中國經濟真是一個無人能夠不重視的汪洋大海，以為這種經濟增長會長期持續，又真的可以帶來長遠的經濟興旺；中國政府又自恃有一個龐大的市場，以為只要推動內部需求，便可以保證經濟無休止地增長下去。

中共政權在持續的景氣下變得失去了正常的判斷能力，還以為可以這樣就可以領導大國崛起，可以推動文明復興。

又以這種說法來麻醉大部份在這個經濟改革中得不到多少好處的，只是被國家政策隨時收割的韭菜。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為了為自己過往的錯誤及歷史罪行塗脂抹粉，加上不願意向人民放權，只能一方面加強對國內的控制，令公民社會無法發展起來，令政權不虞面對任何挑戰。

另一方面就繼續任由這一種原始森林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延續下去，希望可以為自己、為自己的家族、為這個管治集團繼續提供好處，也把有幸能夠分沾到部份經濟利益的城市中產人口麻醉。

在正常的情況下，經濟發展到某個階段，便會令原來的體制無法應對新形成的經濟及社會秩序，所以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難以分割。

今天的中國，正面對一種經濟持續發展，但就要壓抑政治變革需求的怪異現象，甚至因為要保住政治權勢，而任由體制腐朽的一面繼續惡化。

這種經濟發展特色，紅色家族及革命二代當然因為一直緊握權力而首先得到好處。

那些所謂革命元老的後人，在經濟改革開放過程中，個個都進駐國有大企業及壟斷性行業的機要崗位，國家資源慢慢就流入官僚及其家族之手，變成私人資產。

瑞士銀行所謂有過萬億來自中共官僚高層的財富，其實絕對不令人感到意外。

中共的官僚階層現在已經完全失去了推動社會變革的意志。

必須要搞清楚，推動經濟硬件的發展與搞建設，跟推動社會變革及令社會變得更平更合理更民主是兩碼子事。

前者會令官僚層得益，特別是在中共這個體制之下，官僚會在硬件的發展及建設過程中得到大量的好處。

後者就要他們向社會讓權，會削弱他們在經濟領域的權勢，會直接衝擊他們從體制中得到的利益。

所以，中共的各級官僚都熱衷於推動經濟發展，而不會容忍政治改革的訴求。而所謂經濟發展，就是不斷開山劈石，不斷搞建設；無休止地抽乾自然資源，不斷破壞農地搞成豪宅樓房。

每一個建設項目，每一個新的樓盤，每一個新開發區，都隱藏着官僚層及其裙帶親屬的龐大利益。

官僚階層就是利用那一種極端落伍政治體制所賦予的政治權力去榨取經濟利益。

目前在中國大陸最有經濟實力的那些人及集團，都是制度傾斜下才能夠成為得益者。

他們個個都是這種扭曲的經濟體制及貪腐歷程的參與者；或者都是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因為政治權勢而首先在利益攤派過程中的得益者。

所以，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造就了一批富人，但這些富人絕大部份都是寄生在那種本質上就已經是腐敗的政治及經濟體系之上的。

這解釋了為何中國的所謂打貪，如何打都有更多人去貪；老虎一隻比一隻大，但就像是永遠都打不完。

到了今天，所謂打貪，所謂打老虎，已經變成政治手段，打貪變成了政治鬥爭的藉口。

在制度不合理，也沒有制度性制約的情況下，促成的經濟增長主要都是流入既得利益集團及政治權勢的手中。

所謂打貪就是要令這各路人馬得到好處之後不要挑戰當前的政治權勢，讓大家悶聲發大財便可以了。

就算擁有某種所謂革命傳統遺留下來的剩餘價值而享有政治權勢，也不能對現行的體制及當權集團作出挑戰，否則就有可能成為政治鬥爭的對象，誰都可以變成在打貪口號下要被打的大老虎。

過去幾十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城市人口無疑也得到不少好處，也從改革過程中不斷加深對農村人口、民工的剝削而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但事實上，他們的基本政治權利並沒有得到改善，也不見得可以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有話語權。

西安及上海先後因為疫情擴散而封城，都說明了生活質素就算有改善，城市人口的存活狀態仍然離不開只是政權的附屬品。

但為了保住已經有的利益，又無以挑戰這個政權，大部份被形容為中國新興中產階層的城市人，都是最擁抱小確幸心態的一種人。

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造成一個推動政治改革的公民社會，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正在於此。

大部份中國人，都被國家的宣傳麻醉、欺騙、然後自欺欺人、一同參與這一個被編織夢幻般幻化出來的所謂復興。

當韭菜還未被收割之前，大家都幻想着，自己是這個恍似偉大過程的參與者。但事實上，他們連旁觀者都說不上，更何況這個所謂復興可能根本不會出現。

今天中國經濟出現的各種問題，其實都是難以避免的，甚至可能都是體制造成的必然結果。

中共的宣傳或者可以繼續麻醉那些資訊閉塞而抱有小確幸心態的國內民眾，但對於問題逐一爆發已經顯得束手無策。

對於香港而言，今天面對的政治打壓其實是國內管治集團壓抑政治發展訴求的一個延伸。

香港的政治體制其實也應該逐步因應社會及經濟發展而作出應對，《基本法》中原本也賦予了這個可能性。

問題是中共其身不正，今天還要延禍香港。一個原本有能力創造經濟奇蹟的社會，現在就成為了一個落伍及野蠻集團向世人昭示其卑劣與不堪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