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生老病死,悲歡離合,有幸與不幸,而我的人生中有不幸又有幸。

不幸的是,反右運動使我家遭遇了巨大變故,我親歷了中共建政後一次次政治運動帶給善良人的悲劇,其中最悲劇的莫過於我有幸相識的顧准叔叔。

顧准叔叔也是有幸的,他的百年之靈仍在放射著耀眼的光芒,引導著人們去尋找那生命之光。

風雲人生

我的父親林里夫,文武雙全,曾就讀於北大,留學日本,精通英、法、德、俄四種文字。父親於一九二八年參加革命,一九二九年在日本加入中共(中共留日學生特別支部),一九三一年回國。

中共建政前,他曾擔任過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常委、研究部長;中共北平市文委書記、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天津市委宣傳部長兼秘書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陝北公學第一任政治經濟學教員、陝甘寧邊區秘書長及政府主席團秘書等職。

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中共於一九三四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簡稱:武衛會),配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宋慶齡任名譽主席,父親任黨團書記兼宣傳部長,領導了全國的抗日武裝(除紅軍以外)和海內外的抗日運動,作出了突出貢獻,但卻遭到假抗日的中共從組織內部的破壞。

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父親在延安被康生關押了七年,受盡酷刑折磨,從此被迫害一生。

中共建政前夕,父親即被降級使用,擔任了東北人民政府統計局副局長、東北計劃統計學院(現在的東北財經大學)副院長等職。一九五二年,父親因康生爪牙迫害,拒任東北局黨校校長,從此失去官職。

一九五四年,他由東北黨校被調到北京,與狄超白伯伯接管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共同創辦至今享譽中外的《經濟研究》雜誌,並任經濟所黨支部委員、研究員、研究生導師、《經濟研究》副主編、常務編委等。

一九三四年,武衛會成立不久,顧准叔叔經朋友介紹與父親相識。父親很器重顧准叔叔的人品與才華,於一九三五年介紹他加入了中共,並任命他為武衛會上海市分會主席和武衛會總會宣傳部副部長。

在人民的抗日浪潮風起雲湧的上海,他們冒著生命危險開展了艱苦卓絕的地下工作。為躲避國民黨的追捕,他們互相掩護,互相幫助,出生入死,患難與共,從此成為最好的朋友……

中共建政後,顧准叔叔曾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

一九五二年,顧准叔叔在「三反運動」中被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倒,撤銷了他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五六年,他被調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一九五七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

父親與顧准叔叔在戰爭年代就聲名顯赫,中共建政後,他們在各自從事的學術研究領域中也頗有建樹和成就。

父親是提出並論證社會主義企業必須實行經濟核算思想的第一人(見:林里夫一九四八年著《論國家企業實行成本核算的必要性》);顧准叔叔則是提出市場經濟思想的第一人(見:一九五七年發表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儘管他們才智過人,但自從跨入中共門檻那天起,就注定了他們的悲劇人生,插翅難逃中共這部絞肉機碾壓下的悲慘命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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