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雖已過去，但它帶來的影響和傷痛仍在蔓延。「這是一場政治運動。」曾在上海徐匯區街道擔任公職的顏維穎（Elena Yan）說，上海封城不僅打殘了上海經濟，更是對市民的精神折磨，「在這個城市看不到未來，看不到希望」。
顏維穎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大學畢業後，進入徐匯區康健街道做會計。穩定的工作，不菲的薪水福利，在一般人眼裏，她捧著「金飯碗」。
但2020年爆發的中共病毒疫情及兩年後的封城，讓她看到太多人間慘劇和中共體制的荒謬殘酷，精神備受折磨，於是毅然逃離大陸來到美國。
「老上海人比較『海派』，就是說思想比較自由，自主意識強，不太會人云亦云。」顏維穎說，19世紀英國人在滬上開埠後，上海文化深受自由思想的影響；2022年那場封城，對上海人來說是絕對無法接受的巨大創傷。
今年1月出國前，她看到，昔日人頭攢動、車馬繁華的街道，到處是歇業的告示；外國人成群光顧的幾條街，幾乎看不到外國人；曾經幾萬、十幾萬人民幣一平米的公寓樓，打七折、甚至六折也無人問津⋯⋯種種變化都始於那場封城，卻沒有因封城結束而結束。
顏維穎反思：其實，這場人禍並不讓人意外，只要中共存在，將來也還會發生。
一場政治運動
「上海是4月1日開始封控的，一開始政府通知說是七天，後來變成一個月，最後到了6月才解封。」顏維穎說，「它（政府）一開始就等於在欺騙，我們就這樣莫名其妙被關了好幾個月。」
封城開始，顏維穎所在街道成立了防疫辦公室，每名工作人員負責對接一個居委會。顏維穎負責櫻花園小區，每天做核酸抗原的疫情檢測。
街道要求，每名防疫人員每天早晨6點就要趕到居委會，拿著大喇叭到一棟一棟居民樓下叫醒居民，讓他們下來檢測，早晚共兩次。
「為甚麼大清早就要把人給叫起來？為甚麼不能晚一點呢？」顏維穎很不理解。有的居民不願下來，居委會人員就在樓下不停高喊「某某某、幾零幾房，下來做核酸！」同時到居民家門口不斷按門鈴；還有人不停給居民打電話，直到對方下來。
中共實施「網格化」管理，對於每戶居民的訊息，包括名字、家裏幾口人、電話號碼、工作單位，乃至誰家有精神疾病患者、有法輪功學員、有誰進過監獄等，都一清二楚。
顏維穎說，經過一番折騰，大部份居民會配合，但也有人就是不下來。這時警察就會上門，以違反防疫法威脅要抓人。
有的居民經不住恐嚇，或不想找麻煩就妥協了。也有懂法律的居民反駁警察：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你不能強制我出門！這時警察就會破門而入，把人押出來。
有的居民說：「我是獨居老人，有病不能下樓，不需要做檢測；而且下面人多，可能讓我染病。」但是居委會不管，會找人強行將其抬出來。
封城期間，保安把守小區大門，按照當局指令行事，居民在那兩個月間根本無法出小區。
顏維穎雖出生在80年代後期，但也了解中共建政後一輪輪的政治運動。她說：「這場封城本質上就是一場政治運動。」
被折騰死的居民
封城期間，顏維穎朋友的父親因炎症需要就醫，但被小區保安擋著不給出門。家人打電話找居委會，經過批條子、蓋公章，折騰了幾天，終於被同意上醫院，但出了小區卻叫不到救護車。等好不容易找到一輛車送到醫院，醫院卻沒有醫生看病，只開了點消炎藥。一個月後，六十多歲的老人去世了。
「這位朋友說，是共產黨害死了他父親，他與共產黨有不共戴天之仇。」顏維穎說。
新發病的患者就醫難，老病號、尤其精神疾病患者就更慘。顏維穎騎車從居民樓下經過，可以聽到一些人歇斯底里的哭嚎——這些患者斷了藥物，精神陷入崩潰。
她本人所在小區也有一位精神病患者，那家人央求她幫助拿藥。顏維穎就到了精神病醫院，醫院人員不願開門，經她極力勸說，終於隔著大門護欄給了一點藥。她說：「我只能做到這一點。」
封城初期，退休小提琴家陳順平因被醫院拒收，疼痛難忍而跳樓自殺。台灣經濟學者郎咸平的母親即使到了急症室門前，也因無核酸檢測結果被拒絕就醫而過世。
「這種情況很多。一般人不那麼出名，死了也沒人知道。」顏維穎說，「深夜裏，經常能夠聽見老百姓對著窗戶喊：我要出去！」
封城強行中斷了整個社會的正常運作，那些高血壓、老年病、慢性病患者突然被斷藥，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顏維穎有段時間從早到晚接的都是投訴電話，但民眾投訴也沒用，政府不管。熬到5月底，市政府才允許給居民配藥，但只能到社區醫院配些基礎藥物。
顏維穎回憶，除了不能就醫，也存在挨餓現象；而且挨餓了不能隨便說，警察可能上門威脅。
在這座人口兩千多萬的大都市，每天都會有幾百萬居民需要買菜買糧，無預警封城，讓大家措手不及。
顏維穎說，雖然街道提供物資保護，負責為每一戶分發糧食，但一般十天左右才發一次，每戶都是同樣份量。有的居民家裏人多，一兩天就吃完了，從第三天就只能餓著；而且，政府發的菜很多是變質的。有些人只能趁核酸檢測時向鄰居討要。
老上海人議論說： 文革也沒有這樣呀！
另外，郊區的人口登記會有「空檔」，有的房子本來沒人，後來住了人，也會被遺漏發放食品。她說：「有的人給政府打電話，政府沒人接聽，可能就會餓著。」
據顏維穎了解，當時雖有團購，但老人一般不會用，而且不是每個社區都允許團購。
封城結束後，當局又強制打疫苗：國企、事業單位、政府機構的員工必須打，否則不能上班。各小區也有疫苗指標。隨著街道的任務指標越來越高，人們發現，上海的死亡人數也陡然增加。
「一個小區一般有兩三千戶人家、六七千人，一天要死七八個人，以前從來沒有過。」顏維穎說，「死的人很多，但不是因為感染病毒，都是心梗、腦梗之類的突發性疾病。」
她回憶，她家所在街道距龍華殯儀館很近。殯儀館對街道說，屍體堆不下了。做大型餐飲的朋友對她說：「這兩天冷凍海鮮千萬不要吃。」上海好幾個有名的大凍庫，都被政府徵用存放屍體了。
顏維穎的母親打完第二針疫苗，出現血栓和高血壓，手臂腫了兩個月；一位親戚打疫苗後出現全身蕁麻疹，兩年多了還時不時全身發紅、又腫又癢；另一位親戚打完疫苗出現面癱。
全上海施行疫苗令後，高血壓、血栓、白血病、糖尿病、腎病、肺病等病例大量爆發，顏維穎說：「我身邊聽到的很多，就是打完疫苗出現的。」
中共思想控制基層官員
顏維穎說，上海封城，也是中共對官員的「忠誠度」檢驗。
她平日接觸很多基層官員，看到老一輩公職人員對中共政策多是敢怒不敢言，只有熟悉的朋友才會講些真話，悄悄說不要去打疫苗；很多基層公職人員是「雙面人」，在公開場合，沒人敢說真話。
她說，大概五年前，所有公職人員開始被強制使用「學習強國」軟件，每周七天都要「學習」。該軟件會計算閱讀時間，文章讀太快不行；看完後要放入收藏夾、發多少條評論、做題，每天要完成40分，還有排名。如有人沒完成，所在黨支部就會被通報批評。每個支部每周還要閱讀習近平著作，讀完要一起談感受、「自我批評」。
不願再與共產黨為伍
國內現在還有很多年輕人往公職隊伍裏擠，但顏維穎當時覺得實在待不下去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從政治觀點、從工作思維上，不能接受共產黨的做法。」她說，「很多做法就是愚弄、欺騙民眾。」
她感覺，很多政府官員、公職教師只會按指令行事，「共產黨要他做甚麼，他就會去做甚麼；甚至共產黨讓他們去殺人，他們也會做」。她感到長期下去，不僅思想情感壓抑，人格也會扭曲：「我不願待在這樣的國家，也不願後代失去獨立的人格。」
顏維穎看到疫情期間當局的做法荒唐、違背人性，就提出意見，結果漸漸成了單位的「異類」。「明知領導說的不科學、不人道、不合邏輯，你也要說領導說得對。」她說，「在共產黨體制裏，只要你有良知，日子就難過，就會受排擠。」
顏維穎平日接觸很多底層民眾，所見所聞怵目驚心，人們的憤怒、無奈讓她心疼，但又無能為力。
「這場（封城）運動讓我徹底看清了共產黨：這個政權滿是仇恨貪婪，不是保護人民，而是在殘害人民。」「我不願再與共產黨為伍，因為他們違背最基本的人性道德。」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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