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國人體器官摘取是場噩夢

英國人權活動家本尼迪克特羅傑斯（Bennedict Rogers）周二（2月5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噩夢：在中國的人體器官摘取」（The Nightmare of Human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的文章。文章中，羅傑斯指出，中國良心犯被迫接受當局的體檢、然後他們的器官被強摘。

「中國（中共）被指控在進行可怕的人體器官交易。雖然這一點很難被證明，因為受害者的屍體已經被處理，而唯一的證人是牽涉其中的醫生、警察或獄警。」他寫道，「但即使如此，仍有證據支持這一確鑿的指控。」

「中國國內的患者，也包括外國患者，可以獲得（中國醫院）幾天內就能配對器官的承諾。」羅傑斯寫道，「而在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患者需要等待數月甚至數年才能進行移植手術。」

他的結論是：「中國器官移植量遠超官方的捐贈量，很顯然從良心犯身上摘器官才能解釋這種差異。」

十年調查良心犯是器官的最主要來源

羅傑斯在文中引用加拿大前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加拿大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美國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和一組研究人員以患者身份向中國多家醫院進行的調查結果。

在2016年，喬高、麥塔斯和葛特曼發表了一份報告，題為「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殺：更新版」，報告涵蓋了從2006年以來的十年調查研究。在最新報告中，三名作者估計中國醫院每年移植的器官數量在6萬到10萬之間。

外界一直在質疑，中國的這些移植器官來自哪裏？中共官方稱，它擁有「亞洲最大的自願捐獻器官系統」，並於2015年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但中國沒有自願捐獻器官的傳統。

2010年，中國（中共）官方自願捐獻器官的人數是34人。2018年，中國有大約6,000名官方統計的器官捐獻者，據說捐贈了1萬8千多個器官。

但是，「血腥的器官摘取」研究人員發現，只要少數幾家醫院的移植量就能「很輕易」地超過官方公報數據。比如：天津第一移植中心每年進行六千多例移植手術，可是調查發現中國共有712家醫院在進行肝、腎移植手術。調查人員與這七百多家醫院都一一進行了「驗證和核實」。

所以問題再次回到原點，移植量遠超官方的捐贈量，如何解釋這種差異？「能夠在數天內、為數百家醫院的患者提供健康、匹配的器官，而另一方面，在中國的捐贈器官人數沒有增加，每年只有數千名器官自願捐獻者的情況下」，羅傑斯寫道，這意味著中國「必須有另一個額外的、非自願的器官來源」。

而死刑犯無法解釋所有器官來源問題。即使中共每年處決的人口總數超過世界其它地區的總和，但每年也只有幾千名。此外，中國（中共）法律要求被判處死刑的囚犯要在七天內被處決，這意味著沒有足夠時間將他們的器官與患者去進行配對，也沒法做到中國器官供應現在的「隨要隨到」。

調查人員得出的結論是，良心犯是中國大多數神秘器官的來源。這方面的證據眾多，包括：曾被拘押過的多名良心犯證實，他們在監獄裏接受血液檢查和不尋常的身體檢查。

這些良心犯包括法輪功學員、維吾爾族穆斯林、西藏佛教徒和「地下」基督徒，他們都在監獄被反覆驗血以及接受非常規的體檢。

法輪功自1999年以來一直受到中共當局的鎮壓和迫害後，法輪功學員也成為中共摘取器官的來源。2006年，講中文的國外研究人員扮作器官買主，直接向中國醫院詢問是否可以安排移植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中國各地的醫院都證實他們有這樣的器官提供，「沒問題」。

醫生證人：摘取器官時「他還活著」

這些故事聽起來很殘酷。維族前腫瘤外科醫生安華托迪博格達（EnverTohtiBughda）曾在英國、愛爾蘭和歐洲議會作證，講述他於1995年強行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經歷。

「我們被告知要在山後等候，聽到槍聲後，就快速進入刑場。」他回憶說，「片刻之後，有槍聲。不是一聲，而是很多。我們衝入刑場。一名警察走近我們，告訴我要去哪裏。他讓我們走近一些，然後指著一具屍體說，『就是這個』。那時，我們的主治醫生突然出現，告訴我去摘下肝臟和兩個腎臟。」

博格達作證時說，他在縫合傷口時注意到，那名男子的血管在搏動，那是心跳的跡象。「那個男人還活著」，他說，傷者試圖掙扎，但全無抵抗之力。

國際社會在行動希望拯救無辜者

目前，全球不同地區的專家都證實了中共的這一罪行。以色列、台灣和西班牙已經禁止「中國的器官旅遊」。聯合國報告員呼籲中國（中共）對器官來源負責，但沒有得到中共官方的答覆。

英國「獨立人民法庭」（People』s Tribunal）法庭聽證由英國御用大律師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主持。去年12月10日，他們發佈了一項罕見的臨時判決草案，專家組「一致同意——在中國，從良心犯身上強行摘取器官已經實施了很長一段時間，並涉及到數量非常龐大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