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鄉是場政治騙局

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懷著真誠的革命理想奔赴農村，他們真的以為自己是到農村廣闊天地去鍛煉。直到「文革」結束後，「上山下鄉運動」的真相才大白於天下，原來，毛澤東和中共當年有組織、大規模把知青趕到農村去，純粹是為了解決城市勞動力大量過剩的社會問題。反修防修，加速思想革命化——不過是哄騙那一代青年的政治誘餌。

1966年夏季，隨著毛澤東「炮打司令部」一聲令下，文化教育、工農業生產和其他各行各業，都受到猛烈衝擊。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紅衛兵運動和尾隨其後的「大串聯」，將「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國。

1967年初，伴隨各地「造反派」奪權任務的實現，「文革」的領導者著手建立各級革命委員會控制下的新秩序。針對教育部門，首先向全國發出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號召，促使桀驁不馴的紅衛兵們回到學校。中學普遍複課後，一個嚴峻的問題很快便凸顯了出來：「文革」爆發不久，所有大專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學畢業生、初中畢業生的升學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發的大動亂造成1967年生產大幅度滑坡，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減少9.6%，各地工礦企業大多苦於派性爭鬥，生產步履維艱，接納新工人的工作尚無從談起。

當時全國中學積壓的1966年、1967年兩屆初、高中畢業生達402萬人，大批畢業生分配無門，終日無所事事，成為學校恢復教學和招收新生的障礙。進入1968年，解決中學畢業生分配的問題已刻不容緩，加上1968屆的598萬人，積壓在校的三屆畢業生(稱「老三屆」)共達1000萬人。

如此眾多的畢業生積壓在校，他們的出路何在？在以後若干年裡，高中和大學停止招生，升學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個國民經濟又呈現繼續衰退的形勢，1968年工農業總產值在上年基礎上再降4.2%，只相當於1966年的86.2%。在這種令人沮喪的形勢下，絕大多數工礦和基層單位招收新職工根本提不上議事日程。「老三屆」畢業生實際上已經成為城鎮的剩餘勞動力。在中共的導演和強制下，一場聲勢浩大、曠日持久的上山下鄉運動便應運而生了。

貫徹「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為了貫徹「最高指示」，中共的宣傳機器對「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進行了精心的政治包裝，宣稱它是「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光輝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的根本途徑」和「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在這種背景下，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一個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內容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千萬知青奔赴農村插隊落戶，開始了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的知青除了到邊遠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農村「插隊落戶」，還有一部分到「生產建設兵團」（兼具安排知青就業和備戰的目的），同時也有一些幹部子女通過參軍等方式避免了上山下鄉，或到諸如北京郊區這樣的地方落戶。據統計，在文革10年中，一共有1600萬以上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即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鎮人口在這種形式下被送往鄉村和邊疆。

上山下鄉運動給全社會帶來消極後果

大批知青下放農村，在生活上遇到許多困難；因為被迫中斷了學業，原本學到的一點科學文化知識走向退化。許多青年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視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層出不窮。農村的艱苦環境，因無節制的繁重勞動、營養不良而罹患各種病症並累及終生的青年不可勝數。國家花了許多錢，卻沒有真正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文革後知青大舉返城，國家不得不為他們重新安排就業。

上山下鄉運動不僅觸動幾乎每一戶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廣大農村，幾億農民受到它的影響。知青給農村帶來的一些新氣象，不足以彌補農民的實際損失。知青下鄉，在許多地方壯大了當地剩餘農業勞動力的隊伍，直接損害了農民的利益。1978年，有人將上述問題歸納為「四個不滿意」，即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

1978年10月，中共終於明確指示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下鄉青年陸續返城，但在以後的歲月裡，他們中的許多人繼續被運動造成的後遺症所困擾：許多人找不到比較理想的工作；回到城市沒有住房。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為了返城與配偶離了婚(很長一段時間裡，官方不允許農業戶口的配偶一同進入城市)，導致家庭破裂；而極少數留在農村雖然保全了家庭，卻注定要過一輩子遠離城市文明的貧寒生活。這場運動改寫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

80年代以來，在經濟改革的大潮中，大批當年的知青成為企業大刀闊斧裁減的對象，淪為新時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上山下鄉運動留給一代知青(包括他們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和肉體的創傷永遠也不會痊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