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安邦之本 ——司馬光與《資治通鑒》

文∣智真

司馬光是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的編輯者，具有濃厚儒家思想。他以天下為己任，為官後常上疏陳述治國的建議，認為人才、禮治、仁政、信義是治國安邦之本。

司馬光曾在嵩陽書院講學，並完成《資治通鑒》部份文稿。（大紀元資料室）

司馬光敬信天命，尊崇道德，說：「天者，萬物之父也。」、「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他對誠意、正心的觀點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

《資治通鑒》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倫理道德為主線貫穿始終。因此，「用人之道」、「君臣之道」、「德化之風」等多方面內容都包含於其中。

[用人]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開篇內容大有深意。從「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直到三家分晉而「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天子僅有的一點「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 於是「先王之禮於斯盡矣」！表達了對「天子自壞」禮的譴責。接下來就是「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在以智謀、武力互相爭雄過程中，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

司馬光對智伯敗亡的總結，側重在才德方面，這也是他關於人才的論述：「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闡述了人品對於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

[君道]

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鑒》，尤其重視政治倫理與政治道德的評判。闡述為政者德治主要包括三層含義：一是重視自身修德，二是以寬仁和善為原則，以德施政，三是君子之德風。

《資治通鑒外紀》中《五帝德》篇回顧傳說時代帝嚳、堯、舜、禹的成功，「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闡述聖王明君「崇德而廣業」、「德配天地」的自律意識。他多次著墨在歷史上的賢明政治時期，如對於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都有詳盡描述。

司馬光倡導以儒家思想治世，仁愛與正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倫理範疇。「仁義」成為傳統道德的別名，常與「道德」並稱為「仁義道德」，與「禮、智、信」合稱為「五常」。《資治通鑒》中記述道：「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懷民以仁」，「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

「信」是司馬光強調的又一為君之道的道德準則，說：「信者，人君之大寶也。」《資治通鑒》中列舉了古來傑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業。如魏文侯一次與群臣正開懷暢飲，突降大雨，魏文侯命令馬上備車前往近郊。左右侍從勸說：「飲酒正在興頭，天又下雨，國君要到哪裏去？」魏文侯回答：「我事先與虞人（管理山林的人）約好打獵，飲酒雖樂，但怎能失約呢？」於是停止了酒宴，親自起身前往告訴對方，因下雨，取消打獵的事。故事說明魏文侯是一個很守信用的人，後來四方賢士多歸之。

善於納諫也是司馬光強調的人君之美德。唐代魏徵以忠耿直諫著稱，唐太宗以善納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傳為千古佳話。魏徵長期擔任「諫議大夫」，先後上諫二百餘項，他常常勸諫太宗以亡隋為鑒，居安思危，行聖賢之治。《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魏徵認為「德」對於治國來說，是政治「根本」和「泉源」。

[臣道]

孔子曰：「仁者愛人。」司馬光論述的為臣之道特別勘定仁愛，強調官德和無私無我的品格，如：「輔佐君王，大濟生民」、崇高操尚、清廉等風範。例如他採用的蘇武杖節牧羊、祖逖渡江擊楫等故事。這些反映官員自覺重視自我道德約束的歷史故事，被看作是一種個人修養的典範。

漢朝張安世任尚書令時，曾向朝廷舉薦過一個人，此人前來道謝，張安世非常生氣，認為：「為國家舉薦賢能，難道可以私相酬謝嗎！」那人不好意思地走了。有一位郎官功勞很大，卻沒有調昇，自己去求張安世為他說話。張安世對他說道：「你的功勞很大，皇上是知道的，做人臣子，怎麼能自說長短處！」堅決不答應他。不久這位郎官果然昇職。

漢宣帝立皇太子，疏廣為太子太傅，疏廣哥哥的兒子疏受為太子少傅，二人講究儀禮，謙恭謹慎，深為漢宣帝所器重。他們在這樣的職位上五年，皇太子十二歲，就通曉《論語》、《孝經》等。疏廣對疏受說：「我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方合天道。太子現已長成，我們不如離職，告老還鄉不好嗎？」疏受同意了。二人便上書請求辭官回鄉，皇上再三挽留不住，於是准許，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送黃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友鄉人都來給他們餞行，人們都說：「賢哉二大夫！」

疏廣回到家鄉以後，把皇上贈金與鄉里人一同分享，老友問他不打算給孩子們留遺產嗎？疏廣說：「我難道老糊塗了不顧念子孫嗎？但是原本有舊田宅，讓子孫在這些田宅裏辛勤勞作，足夠供應穿衣吃飯。如再增加他們的財產而出現盈餘，只不過是讓子孫怠惰罷了。賢明的人有過多財富，就會拋棄志向；愚昧的人有過多財富，就會增加過失。」

[教化]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寫道：「教化，國家之急務也；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他讚頌舜「聖人之德化」、孟子「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的理想，稱讚東漢光武帝能夠「敦尚經書」、「修明禮樂」，漢明帝、漢章帝亦能重視講經論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眾庶。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禮樂教化的道德標準，成為司馬光評價人物、 分析社會、劃分階段的主要尺度。他在《資治通鑒》說：「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司馬光認為，禮是維繫社會安定與發展的重要保證。《資治通鑒》書中論朝代之興盛，歸因於禮樂教化的興隆，如：關於漢、唐兩代治世的論述；論朝代之衰亡，歸因於名分綱常的淪喪，如：關於戰國、五代兩個亂世的論述。

司馬光總結歷史經驗，認為以禮治世，君王素質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時，還必須重視人心向背，「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怒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

《資治通鑒》中記載了大量民怨亡國、民喜朝興的史事。強調治世要安民、養民 、愛民、教民，不可勞民，使民生怨。

《資治通鑒》的史論（即「臣光曰」），據統計有二百一十八則，是儒家文化仁政禮治思想及與之相關的倫理道德思想的充份展示，既標示「進德修業」以推行「德化」的成功典範，也詳盡記錄種種因「失德」以致失敗的歷史教訓以警示後人。書中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等也尤致其詳，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

司馬光敬信天命，尊崇道德，以天下為己任。（圖：素素/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