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自然災害,中國古代的「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給後人留下了很好的啟示。

大禹治水的故事,我們都十分熟悉。禹的父親鯀治水採用「堵」的辦法,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大禹採取「疏導」的方法治水,逢山開山,遇坡築堤,疏通水道,依據水的流勢加以引導,最終使其歸海。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壩」,堪稱人類文化精華。川西平原因為有了都江堰,變水患為水利,才成了肥沃富饒的著名「天府之國」。最為神奇的是,綿綿2,200多年,它一直滋潤著川西平原,迄今依然不倦地哺育著天府之國。在全世界還沒有另外一個工程有如此之長的生命。

都江堰包括岷江中間的一條魚嘴分水淺堤,把岷江分為內江和外江。這條堤並不是去擋住洪水,而是在河當中,把洪水自動按四六分成,洪水季節外江六成,內江四成,而在枯水季節內江六成外江四成。分入內江的水進「寶瓶口」向東灌溉川西平原。為進一步控制流入寶瓶口的水量,在魚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飛沙堰」溢洪道。內江水位過高,洪水經平水槽漫過飛沙堰入外江,保障內江灌區免遭水淹。過飛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漩渦作用保證泥沙不在寶瓶口前後沉積。整個都江堰工程充份體現了中國古人順應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和自然對抗,而是巧借自然之力以用其妙,化害為利,與自然和諧共處。

現代西方國家採用分蓄洪區減輕洪水危害,對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破壞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也是暗合因勢利導之妙。而對普通居民,標準的防洪措施是離開家,事先買保險,家裏東西採取保護措施,盡量減少損失,而不是像中共那樣頂著大自然硬幹,逆天行事。

此外,中國古人認識到天災的出現是對國家失道行為的警告,警示當政者及百姓,如不悔改,更大的災禍就會到來。商湯登上王位的時候,天下大旱,於是湯王在桑林設壇向上天禱告,檢討自己的行為,災情因此而得到緩解。這就是歷史典故「湯禱桑林」的由來。

不論是大禹治水,都江堰,還是商湯桑林祈雨,都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對天災的態度:因勢利導與修德禳解,順應天理和自然規律。而中共信奉無神論,一直進行自我神化和造神,以「偉、光、正」自詡,當然不會把自然災害當成對其暴政的警告,更不會從而改過遷善。而中共常用的治國手段又深受鬥爭思想的指導,因此習慣於對自然災害進行對抗。

另一方面,受唯物論影響,中共只在意自然界可以帶來的看得見的經濟或者農業利益,而忽視客觀和最基本的生態規律,只把自然當作可以改造和利用的對象。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共產黨很喜歡搞「大工程」,動員全國人民一起折騰。為了在人們面前扮演無所不能的角色和展示「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膽量,中共愚昧地「圍湖造田」、「焚林造田」、「辟草造田」,給中國人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和生態災難。

中國古人順應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和自然對抗,而是巧借自然之力以用其妙,化害為利,與自然和諧共處。(大紀元插圖)



舉長江為例。中國自古有河患而無江患,是指黃河經常氾濫成災,而長江則鮮少水患。這是因為長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大約有4,000億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而中共奪取政權後濫砍濫伐原始森林,造成蓄水能力銳減至1,000億立方米, 3,000億立方米蓄水能力被中共破壞,相當於10個三峽工程(三峽蓄水能力不過300億立方米)。而中共圍湖造田,使長江中下游地區在50年時間失去湖泊面積12,000平方公里,超過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積的總和。治理水患完全可以通過植樹造林,涵養水土和放棄「圍湖造田」這種人工破壞的方式來實現,而中共黨文化詞典中恰恰沒有的就是「順應自然」。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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