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隱專員：監管應引進有效機制

【大紀元記者李明慧、吳俊婷香港報道】近日有民間團體日前就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檢討與立法舉辦交流會，出席的有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任宏、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及多個關心民生的團體。蔣任宏表示，現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在調查方面的權利有限，希望在刑事調查上能爭取更大權利。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任宏表示，希望直銷行業在收集和使用個人資料時，在監管上能引進有效機制，提供資料給有關商戶。作為直銷用途，消費者應有絕對自主權，明確的表示自願將資料提供直銷商才使用這些資料。他認為直銷行業應該採用接受機制(opt-in)，即先得到當事人同意，直銷公司才可使用個人資料，又表示，海外國家趨向使用這個機制。「就是說電話打進來的時間，有權問對方你用的電話和個人資料那個源頭在哪裏。」

蔣任宏又表示，現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在調查方面的權利很有限，跟進調查實際有困難，他希望在刑事調查上能爭取更大權力，工作能有更大效率。另外，在刑事檢控方面希望拿到調查檢控權利。「這樣的做法有幾個方便，對於資料及案件的掌握會比較熟悉，香港有類似執法的團體已有這樣的先例。」

蔣任宏希望私隱專員公署有法定條例，可以直接監管分配商，他批評政府建議資料使用者，將工作分給分配商，用合約的形式去跟進，去保障私隱的資料，未必可行。「以往有一些大銀行拿一些個人的戶口資料，到時間資料要銷毀，在分配理論上來說，紙張當廢紙是要銷毀。但是紙張做了包紮之類的，如果監管不利，這些情況仍然可能繼續延續。」又強調，公署有權利做監管工作的話，更能收到監管及加保障到個人資料。

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則強調，直銷行業其實最關鍵是授權，最緊要就是預先可以保障個人私隱，作為消費者，自主權是最重要，需授權才可把個人私隱轉讓或售賣。又指，在普通法的原則下，一個機構做調查、做檢控又做懲罰是極不適當。「事實上，很多這些的做法在資源方面都可能會節省，最緊要不影響原則，不要一個機構所有的權都攬上身，這個是需要大家留意的。」

另外，余若薇又強調，直接規管第三者的分配是很重要，她批評政府的說法，就是以合約形式去規管第三者，是缺乏保障，「那個合約只不過是那個資料使用者和他的分配商的合約，如何作出保障？我又不是合約的一方，如果叫我去跟那個合約去追討、追索根本就是『曬氣』。」她解釋說，一般來說民事的保障和民事的索償，根本是私隱洩露或者私隱侵犯，沒有這些案例。一般來說，私隱很難用錢去衡量。

余若薇又批評香港的司法制度不一致，關於一條龍的服務很矛盾，「一個普通市民覺得一條龍服務是好事，但從整體制度來講，會有好多後遺症，整個法制的問題，制度不是一制性的，我好擔心，政府將所有的給不同的行政部門、獨立的人去做的時候，整個司法制度就崩潰。」又建議，私隱立法不要一刀切，政府需要給多些資源。

社區發展動力培育成員單仲偕認為政府應該告資料使用者，責任不可以逃避，是責無旁貸。同時他批評政府虛中名義，對個人私隱權的概念和主流國際社會的看法完全不同。「主流國際社會看法就是保障私隱是基本人權，我覺得政府在基本原則上需釐清概念。」他又引述世界人權宣言的第12條，有關公民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國際公約，與政府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樣。有關私隱保障，他認為香港應該用最嚴格的角度去檢討，「我們要跟從歐洲，特別是歐盟的水平去監管私隱，不要擔心這件事對工商業界或者諮詢科技界有打擊，嚴格保障私隱對市民的訴求，不會打擊工商業界。」

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說，從人權的角度說的相對權力，政府縱容直銷行業，他形容為「無王管」，對業界本身亦起很大影響，市民應該看清楚自己的權力，要尊重法律。又說政府在說謊話，「理論上政府有整個諮詢科技去處理，如果有個法定的責任去做，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你看到政府是有心剝奪你的權力，使你的權力不發揮作用，這是關鍵。」他指，如果政府說交給私隱專員去做檢控，有好多利益衝突，警察權力擴大，警察查完之後，有多少案件交律政處？

Roundtable Commmunity成員羅健熙認為，政府的諮詢是有問題，建議諮詢報告應深入簡出，「令人很難去理解，希望多點時間讓公眾瞭解，整個討論，感覺政府心態有問題，它是想方便人去營商，還是讓人的私隱有保障？這條線政府自己要劃清楚，夠膽就清清楚楚同市民講，想方便營商，私隱就放下。」

昨日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討論《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檢討工作，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重申，不會輕率下放刑事調查及檢控權予私隱專員，強調警方有大量相關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