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予素有「人文學界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獎的余英時先生，以堅持反對中共極權著名，在1989年的時候，面對中共的大屠殺，余先生和在美國的許多著名華裔知識份子一樣痛心疾首，發誓中共不平反六四，就不再踏入中國一步。

16年過去了，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六四已經逐漸被遺忘，當年的誓言也被很多人遺忘。只有餘英時先生，始終堅持自己的誓言。儘管中共當局通過不同管道，多次懇切希望他能訪問大陸，但是都被他拒絕。在海外民運逐漸處於低潮的情況下，很多原來支持民運的海外華人都開始與海外民運保持距離。只有餘英時先生，對海外民運的支持沒有絲毫動搖。他退休之後閉門寫作，不再參與公眾活動，但是只要是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知識份子出版書籍，找他寫序很少被拒絕的。

在中國崛起的聲浪下，他的這些堅持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美國的華人主流報紙《世界日報》甚至專門為此發起討論，看余英時的堅持是否得到華人的認同。
這讓我想起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中作家阿城提到的一件事。他指出：當年所謂新文學運動中，其實從銷量上看，真正的主流是鴛鴦蝴蝶派，而魯迅的著作的銷量其實很有限。也就是說，魯迅的書在三四十年代，其實是很「不合時宜」的。但是我想問的是：今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合時宜」的魯迅高呢？還是很「合時宜」的鴛鴦蝴蝶派高呢？
我認為，僅僅扣合當下主流的東西，雖然贏的現在，但是往往進入不了歷史。他們擁有今天，但是失去了未來。而真正進入歷史的，回頭看，往往是那些因為走在時代前面而顯得「不合時宜」的東西。

今天，全世界都在羨慕中國的飛速發展，但是這種發展的代價和對未來的影響，卻是很多人不願意面對的。今天的時髦就是說中國的偉大，於是大家就都去趕這個時髦。只有餘英時先生指出處繁華背後的空洞，指出沒有文化支撐的經濟發展沒有什麼了不起，並指出所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說法很值得質疑。這樣的觀點當然很「不合時宜」，但是他敲響了世紀警鐘，我認為這種「不合時宜」才是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風範。我們這個社會對知識份子的需要不是讓他們唱讚歌，而是希望他們提出批判。而批判，一定是「不合時宜」的。
克魯格獎頒發給余英時先生的見間詞中特別提到他對中國民主化的長期堅持，說明這項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殊榮強調知識份子應當有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余先生獲獎當然是當之無愧，同時也應當對那些已經喪失了批判能力的中國知識份子是一個鞭策。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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