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六）──（1）

中共對知識分子的迫害1957年的反右運動

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瞭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罪惡。

在這場浩大的反右運動中，約一百五十萬人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極右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壞分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分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毛髮動的反右運動相比，也許是小巫見大巫了。

1958年，毛澤東曾得意的聲稱，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但事實上，被迫害致死的人數遠遠不止這些。中共的暴虐在此展現無遺。本章將結合併引用丁抒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以闡述。反右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引蛇出洞」1956年，是中國兩種發展可能交錯並存的一年。

蘇共對斯太林罪行的揭發和自由化浪潮的興起，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而在中國國內因毛澤東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急速推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弊端的暴露，引發了人民的不滿，開始促使中共修正其一系列政策。同年，一批匈牙利知識分子組織了「裴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中國政府不僅表示堅決支援鎮壓在匈牙利發生的反革命事件，而且還贈予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價值3,000萬盧布的物資和現金。

從毛當時的所為看，他並不想放棄斯太林道路，但是他又不能漠視當前存在的不滿情緒，特別是知識分子中的不滿情緒。為了徹底消滅這種情緒和所謂的反社會主義逆流，1956年，毛宣佈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由於中共宣佈每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

（轉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第一二六頁。）不少人耳目為之一新，十分興奮，認為跨進了一個新時代。但是仍有許多知識分子對於中共發動的歷次改造運動記憶猶新，生怕再次成為中共屠宰的羔羊。因此對於中共的最初的號召，大多數知識分子並沒有積極的回應。

不過，中共不斷誠懇的態度逐漸使情況有所改變，天真的知識分子的疑懼開始消失。雖然大多數人仍然選擇了沉默，但終於有人勇敢的站了出來。作家劉賓雁和王蒙相繼發表了抨擊中共黨內醜惡現象的小說，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基本沒有什麼政治壓力的情況下，人們展開了對小說內容的討論。

為了創造百家爭鳴的氣氛，中共於7月間將已經停刊的上海《文匯報》復刊，製造所謂寬鬆氣氛。該報的復刊受到了知識分子的普遍歡迎。9月，受蘇共對斯太林搞個人崇拜的錯誤作了嚴厲的批判的影響，中共八大的主要議題是反個人崇拜，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在黨章中將中共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這句話刪去，在「黨員義務」那一款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內容。

上述舉措推動了知識界對「雙百方針」的回應。而毛對此舉動表面不加以反對，但內心處心積慮，終於在日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鄧之後的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終於成功推翻了八大的決議，將上述被刪去的內容重新寫入了黨章。

而毛在發佈「雙百」方針後，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地，即將「反黨分子」誘騙出來，將存在於知識分子中的反社會主義逆流引誘出來，他在1957年1月到4月，逐漸將文藝上的「雙百」方針往政治方面引，將「百花齊放」的「放」演變成「大放厥詞」的「放」，將「百家爭鳴」的「鳴」演變成「不平則鳴」的「鳴」。

至於「雙百方針」本身，中共似乎不再關心，任其冷冷清清的無疾而終。而毛和中共的關注點已經放在政治上的鳴放去了。同時毛又號召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

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意思。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毛不僅鼓勵大家「鳴放」，而且提出要出版《蔣介石全集》，允許罷工、罷課，「第一條是反對官僚主義」等等。

作者／心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