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企業家遭遠洋捕撈 專家析當局財政危機

湖南邵陽縣警方被曝跨省赴上海帶走一名科技公司負責人，並要求其繳納1億元「買自由」。此事件被曝光後，涉事公安局局長被免職，但案件至今仍未宣判。受訪學者表示，這類「遠洋捕撈」背後有地方財政壓力的影子，執法權可能被當作補充收入的工具，僅靠禁令難以根治，並會削弱企業的財產安全感。

警方要求上海企業負責人交1億元「買自由」

大陸微信公眾號「法與情」9月19日刊發調查報道說，上海麥絲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麥絲公司」）法定代表人鄭帥，2024年1月8日在上海虹橋機場被湖南邵陽縣警方帶走。

麥絲公司主要從事電腦軟件外判開發。2019年，一家境外公司與麥絲公司簽訂服務外判合同，委託其開發一款帶VPN功能的網絡軟件。境外公司支付開發費用後，將軟件上架其網站供客戶下載和有償使用。

2024年1月8日，鄭帥在上海虹橋機場被邵陽縣警方帶走，與公司多名員工連夜被押往邵陽縣紅石派出所。鄭帥家屬表示，其間存在非法拘禁和審訊情況；而在庭審中，警方甚至否認曾將鄭帥等人帶到紅石派出所。

報道援引鄭帥方面說法，次日，包括時任邵陽縣公安局副局長唐戰雄、網安大隊大隊長趙新成在內的約15名警察在紅石派出所對鄭帥輪番施壓，要求其承認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電腦資訊系統程序、工具罪，否則將以更重的非法經營罪追究責任，並以拘捕其父母相威脅。

兩天後，鄭帥被帶入辦案中心一間沒有監控的辦公室。鄭帥透露，時任邵陽縣副縣長、公安局局長尹向鋒當面要求他繳納1億元（人民幣，下同）「配合辦案」，並承諾可以安排不起訴，之後再安排「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以便警方收取錢款。

鄭帥提到，尹向鋒還警告，如果不「配合」，就會立即將他送進看守所，並「頂格重判」。此後，唐戰雄以及主辦警察何燾、趙新成等人多次進入房間施壓，談話重點始終圍繞交錢。

調查記者劉虎公開的監控影片顯示，警察何燾曾對鄭帥說：「你的自由掌握在太爺（公安局局長）手裏，只有捨得花錢買自由，才有出路。」他還警告鄭帥不要上訴，並稱「我們縣公安路子最野」。

唐戰雄稱：「尹縣長給你定的是1億元。對你來說，1個億和10個億沒有多大區別，就是一個數字。」鄭帥交納1億元後，於2024年4月22日被取保候審，隨後返回上海。但警方後來又要求繼續轉錢，否則不會為同案人員辦理取保候審。

2024年7月16日，邵陽縣檢察院以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電腦資訊系統程序、工具罪，對鄭帥等5人提起公訴。庭審中，鄭帥辯護律師對案件管轄權提出質疑。

辯護律師指出，控方所指涉案伺服器位於香港，主要涉案人員均在上海，且案件不存在刑法意義上的具體被害人；即使邵陽縣境內存在相關用戶，其法律地位至多屬於證人，難以據此建立犯罪地連接點，因此邵陽縣是否具有管轄權存在爭議。

鄭帥母親表示，案件仍在審理期間，公安機關已將此前繳納的1億元中至少6,480萬元轉入邵陽縣財政局非稅收入匯繳結算戶。

調查記者劉虎公開相關監控影片後，鄭帥被要求繳納1億元「買自由」事件引發輿論關注。此後，涉事公安局局長尹向鋒、副局長唐戰雄被免職，但鄭帥案截至目前仍未宣判。近日，新浪財經、《明報》等海內外媒體報道後續事件後，此案引發輿論關注。

「遠洋捕撈」的異地執法波及上市公司

事實上，鄭帥案並不是孤例，有報道顯示，類似「遠洋捕撈」的異地執法已波及不少上市公司。

據英國《金融時報》此前報道，2024年，中國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必須揭露有實控權的股東等高管被拘捕的資訊。經翻查文件發現，有82家上市公司的高層當年被中共當局拘捕，其中約半數涉及異地的執法單位。

報道指，為了解決財政不足的問題，地方政府透過異地執法的方式，以詐騙等理由凍結企業資金或罰款，這種情況尤其發生在經濟較不發達的省市，它們會對沿海或經濟較好省市的企業異地執法。

這類案件為何反覆出現？兩位接受採訪的學者認為，答案可能要從地方財政說起。

針對中央層面多次禁止趨利性執法，但類似事件仍頻現的問題，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關鍵在於禁令只處理行為表面，沒有改變地方財政激勵。」

他認為，當地方政府同時面對債務、工資、維穩以及公共服務等剛性支出壓力，而正常稅源和土地出讓收入又出現下滑時，執法部門就容易被默許，甚至可能被暗中鼓勵去尋找收入。

學者：地方缺錢 執法權成了「創收工具」

「所謂遠洋捕撈，恐怕不能只看成是類似個別公安貪腐，而是地方財政壓力下，執法權被財政化的一種變形。」孫國祥表示。

他分析，隨著土地財政衰退、地方債務沉重，一些基層地區的薪資和日常運轉支出承受壓力，部份地方可能將公安罰沒、倒查補稅、市場監管罰款以及異地辦案等，作為補充財政缺口的非稅收入工具。

對於公安辦案數量、罰沒金額與地方財政缺口之間是否存在明確的考核關係，孫國祥表示，從公開資料來看，未必能夠看到明確的書面考核機制，但不排除存在較為隱性的利益關係。

另一位受訪學者、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 Wong）同樣從財政環境切入。他表示，「當土地財政衰敗、地方債務高企，而剛性支出壓力非常大之後，部份地方正在把行政執法權轉化為一種準財政工具，作為增收工具。」

黃大衛說：「所謂遠洋捕撈的特點是跨地區辦案，進行凍結賬戶、扣押資產，甚至是先採取財產處理措施，再要求企業交錢解決。」

他認為，外地企業與當地官員沒有直接關聯，相關地方在採取行動時所面對的政治和社會成本相對較低，因此外地企業可能更容易成為目標。

據中共財政部數據顯示，2026年上半年，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9,778億元，同比下降31.5%；同期全國非稅收入（包括罰款收入）為2.32萬億元，同比增長2.3%。

冷凍貨「偏航」千里 河南多地曝「虹吸式執法」

除了跨省抓人、凍結資金的「遠洋捕撈」式執法，近期河南多地也曝出以扣押貨物為手段的類似做法，這種斂財手段被外界稱為「虹吸式執法」。

據「封面新聞」此前報道，河南泌陽、南陽等多地市場監督管理局被曝「虹吸式執法」：勾結貨車司機，用誘騙手段將外省貨主的冷凍貨物拖運到當地，而公職人員守株待兔，對這些貨物進行查扣拍賣。

這個「21車凍貨『偏航』河南泌陽」事件，經媒體報道後引發廣泛關注。駐馬店市泌陽縣官方隨即通報稱，泌陽縣市場監督管理局原局長王磊、執法大隊中隊長張興先後被留置調查。

實際上，類似事件在河南南陽也曾發生。2023年7月至8月，南陽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在短短47天內，查扣24輛冷鏈貨車，凍貨共計213噸。該局發布的公告顯示，這批凍貨已以「無主貨物」名義拍賣，所得350萬元上繳國庫。

從跨省抓人到扣押貨車，手法不同，學者關心的是它們背後是否有共同的財政與監督邏輯。

民企擔憂「賺錢後被追繳」 或轉移資產或離開中國

監管之外，兩位學者也談到這類執法對企業信心的衝擊。

孫國祥表示，「遠洋捕撈」等趨利性執法對民營經濟信心的殺傷，可能比房地產危機更直接。

他將兩者的影響方式作了區分。「房地產危機主要透過需求、資產價格、地方投資跟信用收縮來影響企業，但遠洋捕撈是把企業本身變成執法變現對象，讓企業主感到財產權、合約安全、經營邊界都變得不確定了。」

他說，「當企業不再擔心賺不賺錢，而是擔心賺了會不會被追繳、凍結、罰沒，投資意願會快速下降。」

黃大衛進一步表示，這種趨利性執法是一種人為的、沒有法律依據、沒有規律、沒有經濟規律的做法，其造成的損失難以估量，所有企業家都沒法評估這一風險。

「而且它往往以控制人身自由、把整個帳戶查封、凍結，以一種比較凶悍的方式去運行。它往往對企業來說是滅頂之災，這就導致企業可能選擇不再投資、轉移資產，甚至離開當地、離開中國。」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