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心緣
眾所周知,傳統的農村的地主階層,也就是士紳階層,大多受過一定的教育,他們在中國以往的每個朝代中對社會的穩定,對百姓的教化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住在一地的地主和農民普遍存在著宗族上的聯繫,因此當農民之間發生糾紛時,他們往往成為實際上的仲裁者;當遇到災荒時,他們往往取代政府,成為賑濟者;他們的言談舉止也常常成為農民效仿的榜樣。他們對於租種其田地的農民,也並不像中共所描述的那樣極盡剝削,而是按勞付酬。

這種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的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

不少誠實本分的農民不肯強奪他人的財產,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隊知道了罵作階級覺悟不高。而流傳甚廣的白毛女本來是仙姑,不是被壓迫的故事,被部隊文工幹事改編成話劇、歌劇、芭蕾舞來煽動階級仇恨。

經過中共通過煽動農民進行的土地改革,農村的這一士紳階層被徹底摧垮了,取而代之成為農村領導人的大多是那些無賴農民。此後,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在中國的農村逐漸消失。農民失去了他們精神上的「導師」和倣傚對象。中國農村的動盪成了中共一直難以解決的問題。

在這期間,中共還在全國農村掀起了第一輪「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宣傳。土地改革中不勞而獲、強取豪奪、為所欲為的政策使農民得到實惠,自然會增加他們對這一改革的領導者中共的感激,因此有不少貧苦農民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產黨是為人民的說法。

對於土地改革的意義,一些國外學者認為,中共土改使中共政權達到了對農村控制的目標,但並沒有解決經濟問題;土地改革對生產力的消極影響與積極影響大體相抵消。 而且,土地改革後面臨著貧富兩極分化的威脅。
對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

不到兩年,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腳女人」的密鑼緊鼓中年年加碼,要農民「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全國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可以說,土地改革是中國農民命運的一個分水嶺。土改前,農民可能沒有土地,但他一定是自由的,他可以為甲地主做長工,或為乙地主做佃農,也可以走西口闖關東,也可以不種田到城裏打工做小生意,甚至可能因勤儉奮鬥自己當上地主。在走投無路時也可以去當兵吃糧或落草為寇。

土改後,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兩三年后土地失去,而且隨之失去的是自由,不能離開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產隊),不能隨自己意生產耕作,有個時期一點自留地,多喂兩隻母雞,當官的就會來割資本主義尾巴。

《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耀剛在他的《大國寡民》一書中說,「合作化不久,就是高級社,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戶藉制度,農民被牢牢地管住了。」 簡單說土改前,農民是自由民,土改後農民實際已逐漸成為一種新式農奴,而中共成了最大而且唯一的新農奴主,大概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農奴主。後來這個大農奴主一手釀造出慘絕人寰的大飢餓,幾千萬農民在這場人禍中默默餓死,竟然無災民成群逃荒流竄城市,亦無陳勝吳廣揭竿而起。

原因很簡單,不是今天的中國農民更逆來順受,而是當今國家權力之網鋪天蓋地,密而不漏,為歷史所未有。這場大劫難早已因幾百萬地主和自耕農土地被無償剝奪而成為全體中國農民無所逃遁的宿命。農民從土改中沒有得到甚麼,除了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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