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二十三)—（1）

作者／心緣
文化和科技篇
中國進入中華民國時代後，包括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衝擊，而傳統的儒家傳統觀念受到打擊，從而出現了西化傾向，特別在語言文字方面，出現了白話文。而由於這個時代戰爭頻繁，並一度遭到外侮，百姓生活困苦，各種思潮疊起，這都給藝術創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在中華民國政府開放和自由的創作政策下，這一時期在文化和科技領域，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文學和歷史
1917年後，出現了所謂的新文學。其特色是：普遍使用白話文，強烈的寫實主義風格和濃厚的使命感。
清末開始流行的譴責小說可視為文學對時代有所反應的開始。之所以稱為譴責小說，是因為小說內容會反映變革的要求，揭露了清末社會的黑暗。著名四大譴責小說是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主要以晚清官場黑暗為主題，描寫了晚清王朝對內殘害人民，對外奴顏婢膝，投降賣國的行徑。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誇張手法揭露了社會上的各種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抒發作者對於身世、家國、種族的見解，暴露晚清的黑暗政治。曾樸的《孽海花》，以愛情故事為線索，描述了中法戰爭至中日戰爭二十年間的歷史。

到了中華民國，則興起了鴛鴦蝴蝶派。鴛鴦蝴蝶派的創作題材包括愛情、黑幕、武俠、偵探、宮闈、滑稽等多方面，主要在上海流行。其作品基本是一種消閒的通俗文學。代表作家有：包天笑、周瘦鵑、徐枕亞、張恨水等。代表作品前期以《廣陵潮》為代表，以揭露社會黑暗為主，人物眾多，事件雜亂，追求離奇的情節。後期以張恨水的《啼笑姻緣》和秦瘦鷗的《秋海棠》為代表。

這類通俗小說的興起，反映城市居民在逐步現代化的環境中經歷迅速變革時的煩惱心理。當新城市生活變得沉重時候，讀者除了想滿足逃避城市世界這個現實的需要之外，還可與特定的社會政治聯繫起來。當醞釀中的晚清維新運動對婦女解放和婦女教育給予極大的注意時，本世紀前期的第一批愛情小說的共同主題就是婚姻自由。

後來流行的偵探小說、黑幕小說和武俠小說等浪潮，則與袁世凱、北洋軍閥所造成的政治混亂同時。在這各次的浪潮中，逃避現實的主調是復古主義和幻滅情緒。作者們對中國的維新、現代化和進步失去信心。他們對中國流行的價值觀念表現出一種保守的態度，他們認為西化的潮流搞得太過分了，因而對中國自身的問題不是以激進的反對態度主張建立另外一種社會制度，而是採取傳統的拾遺補缺的態度──只反對儒家價值體系中某些弊端和過分之處。

此外，還有反應社會現實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曹禺（1910─1996年）的《雷雨》以及張愛玲的小說。詩歌方面有講究新詩的格律與唯美的徐志摩和側重表現手法的戴望舒，以及朱光潛的《詩論》。史學研究方面，民初的古史大辯論，釐清了不少古史中的疑點。史學研究範圍不再限於政治史，而擴大整個社會演進的各層面。史學方法愈來愈重視各種文獻、考古資料及工具利用。馮友蘭的《新理學》，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劉節的《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時之響。

戲曲篇
清朝乾隆帝時，流行於江南地區，以唱腔、高撥子、二黃為主的徽班陸續進京，並逐漸與其它劇種交流滲透，吸收了其它雜曲的特點，形成以西皮、二黃兩種腔調為主的板腔體、唱腔音樂體系，使唱、念、做、打表演體系逐步完善。清光緒二年（1876年），在《申報》上出現「京劇」二字，京劇之名，始為確立。

京劇是融合文學、音樂、美術、舞蹈等多種藝術因素於一體的綜合藝術，其表現手段十分豐富，唱、念、做、打俱全，而且這些手段具有嚴格的程式，不同的角色（行當）有不同的規範和路數。京劇舞台的時間、空間非常自由，不受實際生活的時空限制，使觀眾在欣賞戲劇時，隨著演員的念白歌唱和表演，充分發揮自己的想像力。京劇行當可分為生、旦、淨、丑四大行。生是男性角色，可細分為老生、小生、武生；旦是女性角色，可分為青衣、花旦、武旦、老旦；淨則又叫花臉，可分為銅錘、架子、武淨；丑又名小花臉，可分為文丑、武丑。不同的行當，在唱、念、做、打、服裝、化妝等方面，都各具特色。

民國初年京劇新劇目大量湧現，形成了眾多的派別。演出活動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兩地。主要代表人物有：譚鑫培。他集眾家之特長，成一人之絕藝，唱、念、做、打兼學並重，有無調不學譚之說。王瑤卿，治青衣、花旦、刀馬於一身，初創花衫新行當，在唱、念、做、打以及服裝、妝扮各方面都作出改進和創造。
此後，還形成了梅派、程派、荀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