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 華夏歷史真貌：

中共攫取國民黨 領導權和分裂國民黨

攫取國民黨領導權和分裂國民黨，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一方面製造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劃分界限，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甚至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中明白無誤地供稱：「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自中國同盟會成立起，向來就沒有左派、右派之分的中國國民黨，便在蘇俄與中共的挑撥離間之下，出現了派別之分。另一方面中共在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做法下，成功打入了國民黨內部，特別是進入了國民黨的宣傳，組織部門以及黃埔軍校，從而從內部控制了國民黨。而傳統的國民黨員更加重視的是財政和外交部門，這樣也自然給共產黨提供了可乘之機。而希望借助蘇俄勢力的孫中山雖然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並採取「聯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則就是「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可是事實卻證明孫中山允許中共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策略一開始就是大錯特錯了。從以下幾個實例就可以佐證這一結論。

共產黨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嗎？否。一九二四年七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連梁啓超等人都因驚醒而高聲疾呼「共産主義也是我們的敵人，其危害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國民黨也公開指責蘇俄，但是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個人因蘇俄分裂中國國土，而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援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企圖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當馮玉祥邀請孫中山北上時，起初因蘇俄反對孫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廣東發動了一百個以上的團體反對與咒駡孫中山北上。待到蘇俄轉而又支援孫中山北上時，中共又改稱：「孫中山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才決定北上的。」

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不顧孫中山提出的「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原則，在中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等不斷的登載批評國民黨組織上的缺陷和缺點的文章。當一些國民黨人，如劉成禹、馮自由、謝英伯、許清和等針對中共黨員蔑視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並公然反對國民黨和批判國民黨，在廣州召集華僑及各省代表五十餘人，開會決議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攫取國民黨黨統時，鮑羅廷、李大釗即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禹等四人「不守黨紀，以挑撥國、共惡感」。劉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機關刊物上任意詆毀國民黨為證，孫乃宣佈四人無罪。

在蘇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難怪李宗仁在讚揚共產黨的「革命」熱情時，卻對他們「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黨性大為感歎。

正是在中共這種「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黨性下，隨著大批中共黨員的加入，共產黨在各方面開始攫取國民黨的權力，並由此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紛爭。具體表現是：

第一、奪取國民黨的組織權。前面提及，中共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因此很快「各地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即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佔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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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心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