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 對文革到六四歷史時期的再思索

⊙仲維光 

一 

到今年為止，文革已經過去四十年，邁向了半個世紀的歷程；而八九年大規模的學運和其後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也已經十七年。無論四十年還是十七年，都是不短的一段歷史進程。因為到文化革命爆發，共產黨統治中國也就十七年，而此前辛亥革命建立的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統治則只有三十八年。 

對於這兩段歷史，筆者認為，重要的、值得思索的是，為什麼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八九年專制崩潰，民主勝利，而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是最黑暗一幕——「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卻沒有藉著直接對它的反彈和反思，最終推翻專制。

對筆者來說，從文化大革命到八九六四，應該說是中國處於最為有利的轉向民主的時機，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太殘酷、太毫無遮攔，涉及面太廣了！它的血腥迫害幾乎可以說史無前例，下至小民，上至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幾乎無人倖免，很多時候整人的人很快又變成整肅的對象，而這個現象甚至重複持續到八九年。在七六年到八九年間，以文化大革命時的同樣手法又整肅掉三個黨主席。然而，從文革到六四，中國終究沒有擺脫專制，直到今天不但又忍受了一個十七年，而且在這個十七年中，再次爆發了和文化大革命的暴虐和殘酷相比毫不遜色的鎮壓法輪功。現象重複，歷史循環，中國究竟怎麼了？ 

導致歷史變化的有很多偶然因素，筆者認為，造成這個現象重複、歷史循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佔據大陸主流社會具有相當影響的知識精英在從文革到六四這段歷史中的表現和作用。這些人既包括從三十年代末期就投身共產黨，並且在黨內佔據高位的李慎之、於光遠，在學界和文化界的劉賓雁、許良英、蘇紹智，也包括其後李澤厚、萬潤南、陳一諮、王軍濤等下一代所謂知識精英，一言以蔽之，黨、政、知識界中，置身於共產黨文化中的精英。 

筆者認為不是如方勵之先生所說的，中國的農民太多使得中國實行民主困難，而是五四以來一部分知識精英，尤其是包括方勵之先生在內的兩三代共產黨文化中的知識精英，不僅追隨、協助建立了極權社會，而且阻礙、誤導了其後民眾朝向民主化的奮鬥。 

筆者認為，從文革到六四，中國民眾沒有能夠徹底擺脫共產黨的極權專制的歷史教訓是，在共產黨的文化中產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權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如果說，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前，人們在成長中能夠自然而然地汲取到這些人類社會的優良傳統，那麼在五十年代後，在共產黨文化中，如果沒有經過痛苦地反叛，就很難獲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其結果就是使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再次流產。 

我之所以單單把這一批知識精英拿出來分析，是因為從六六年到八九年這一歷史時期，特別是經歷了五七年反右，大陸社會幾乎徹底粉碎了傳統和西方文化的基礎，再經過五七到六六年近十年的閉國再造後，剩下來的只有於光遠、李慎之、李澤厚等這一血緣的知識精英。老一代的，如陳寅恪、洪謙、黃萬里只剩下苟延殘喘，在社會上幾乎毫無影響，下一代的年輕人，則由於李慎之這一代人阻隔，根本不知道老一代人的存在。而於光遠、李慎之、劉賓雁這一代人，儘管有的人在社會居於要職，有的人已經遭到整肅，但是他們的意識形態、思想方法，在共產黨社會文化、知識生活中的地位卻是相同的。他們從三十年代投身革命、追隨極權主義，參與建立了共產黨社會和文化，在六六年到八九年，他們的年齡、以及位置，更重要的是整個共產黨社會發展到當時的狀態，使得他們對中國社會直接或間接地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從文革到八九年中國的彎路和他們有直接的關係。 

要清楚地描述出這批人的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和作用，我認為必須澄清的不只是文革到八九這一條歷史線索，而且還有他們始終引以為豪，沒有任何反省的另外一條歷史線索。那就是他們的前半生，從三十年代開始到六十年代，他們投身建立的共產黨政權和共產黨文化。他們是不是如自己所說的那樣，最初置身於民主潮流，最終上當受騙。如果並非如此，那麼他們就更應該從根本上反省自己，究竟是智力上、精神上出了問題，還是道德上出了問題。 

二 

李慎之、於光遠、劉賓雁等出生於二十年代前後的人，在三十年代末期投入共產主義運動。那麼三十年代中期後，整個世界，以及知識界所面臨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呢？閱讀歷史使我們發現，從上個世紀初開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極權主義像一片烏雲徘徊在人類上空，馬克思的預言不幸言中，共產主義的幽靈徘徊在歐洲上空。這個極權主義的幽靈不僅徘徊在歐洲上空，而且降落到歐洲大地。從一九一七年共產黨在蘇聯建立政權後，極權主義對於歐洲的威脅日漸加劇。二十年代，只有短暫的國家歷史的歐洲在已經有的二十八個國家中，只有兩個是極權主義和專制國家。此後墨索里尼、希特勒崛起，到三八年歐洲只剩下十二個民主國家，而到了四零年歐洲則只剩下英國、瑞典、愛爾蘭、芬蘭和瑞士五個民主國家。就當時的情況，說民主社會已經崩潰絕不為過，把歐洲稱為「專制的歐洲」也可謂名副其實。所以，於光遠、李慎之、劉賓雁成年時代，是極權主義對人類威脅最嚴重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自由主義、追求民主人權的知識分子開始憂心忡忡地探索極權主義問題。當代探索極權主義專制問題的幾個主要理論概念幾乎都是起源於二、三十年代。 

極權主義一詞，二十年代起源於意大利對於墨索里尼政權的描述，其後在五十年代後期逐漸成為政治學中描述反思共產黨極權社會和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概念工具，八九年後，這個概念又有了進一步的、更深入的討論和擴展。 

「政治宗教」概念是遭希特勒迫害，流亡到美國的德國政治學者埃瑞克‧弗格林（Eric Voegelin）在三十年代提出的，他認為極權主義是一種基督教的政治化產物，並用它來剖析希特勒和布爾什維克所產生的政治現象。此後半個多世紀，這個理論在研究當代西方產生的極權主義問題中逐步得到充分的展開，尤其是在八九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以後。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