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幫媽媽打官司

作者：貝拉（澳大利亞）

　　我叫貝拉，20歲，大學三年級法律系學生，家住澳洲悉尼。我媽媽叫章翠英。在我13歲那年，媽媽因為回國為法輪功和平上訪，被江氏集團監禁入獄8個月，受盡酷刑折磨，差點喪命。現在我媽媽正在以「酷刑罪」狀告江澤民。這個官司已是第三個年頭了，我也長大了，我要和媽媽一起努力把江澤民送上審判台。
　　2006年3月7日，紐省高等法院就媽媽提出「法院強制命令外交部向被告江澤民和610傳送訴訟書和傳票」的要求，臨時決定召開特別聽證會。因為我學法律，又為媽媽的案子做了許多資料整理和諮詢準備，英語又是我第一語言，所以我作為媽媽的代言人和媽媽一起出席了聽證會。在聽證會上，我宣讀了訴訟書，回答法官的問題。外界媒體報導中稱我為「章女士的律師」，我一下覺得自己確實是個大人了，而且感到肩上的擔子的重量。
　　我心裏明白，中共頭號獨裁江澤民心中最大的恐懼怕把他送上法庭。我心裏明白，這不只是我媽媽一個人的事，這關係到無辜受迫害的千百萬法輪功學員討公道的大事。我媽媽只是其中之一，還有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在大陸被酷刑折磨致死，被關進精神病院，勞教所和監獄。
　　中共破壞訴江案，原來媽媽請了一位國際著名一流大律師，後來不了了之的「退」了。可我信一個天理叫：惡有惡報。
　　考大學那年，原本想學藝術，我媽媽是畫家，我也愛好美工設計、雕塑。但那年媽媽的起訴案剛開始，只見媽媽到處奔波呼籲，請律師，諮詢法律，非常辛苦。我就一下拿定了主意－－學法律。
　　我是一個內向、安靜、不大說話的女孩。要上法庭，面對法官和法庭眾多的聽眾發言，回答法官或其他有關人員的問題，對我來說確實是個挑戰。但我看到媽媽，她也是不善言辭的人，但只要到為法輪功討公道的關鍵時刻，她就變得特別堅強和無畏，甚至把生死都置之度外。我也要像媽媽這樣。媽媽能夠這樣，也是有原因的。
　　我10歲那年，媽媽突然得了風濕關節炎，全身疼。爸爸帶著媽媽跑遍了大醫院，看了許多名醫，還花了許許多多錢，也不見好。後來走路都困難，只能躺在床上。我每天放學後就給媽媽煎中藥，端藥。
　　有一天爸爸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說附近公園裏有人免費教一種氣功，能治病。媽媽起初不信，爸爸先去試了一天，第二天連扶帶架把媽媽也帶到那裏學，以後一直堅持煉，從那時起，我就再也沒給媽媽煎過藥。只見她一天天壯起來，能下地了，能走路了，能做飯了，又拿起畫筆作畫了。爸爸也高興起來了。
　　後來我知道這種功法叫法輪功，創始人是李洪志老師，有一億人在修煉。這種功法不但能使人祛病健身，還能使人明白做人的目的和道理，使人做好人。媽媽爸爸都煉，還經常看一本書叫《轉法輪》。
　　1999年7月，中共頭目江澤民下令迫害法輪功，抓捕了許多法輪功學員，還誣蔑李洪志老師。媽媽爸爸不理解：這麼好的功法，怎麼可以迫害呢。媽媽先是在中領館前和平請願好幾個月，每天都去，她的汽車玻璃被砸，車胎被扎，她還是堅持去。後來爸爸媽媽於年底一起回國，想用親身體驗告訴政府法輪功好，要求停止迫害。
　　幾個星期後，他們就回來了。可是國內迫害越來越厲害，媽媽又想回國，再次向最高領導上書。當時爸爸考慮到我還小，才13歲，需要照顧，就不同意她走。但是，媽媽還是留下鑰匙和銀行卡，對我說「要聽爸爸的話」，就一個人回中國了，那是2000年3月。
　　從那時起，我有8個多月沒見到媽媽。最初5個月，一點音訊也沒有。每天下學的時候我都想，今天媽媽可能回來了。可一到家，冷冷清清，爸爸每天出去工作十幾個小時，很辛苦，我就自己做飯，熱飯，然後做作業。我有時看著媽媽的照片，眼淚就掉下來。
　　2000年8月的一天，爸爸收到落款為「一個有良心的人」的信，信中說：「十萬火急，快點救小章吧，要不她就會在監獄裏被折磨死……」。爸爸焦急的四處尋求幫助，找議員、找報社、找各種社會團體。澳洲的法輪功學員都行動起來，向各方講法輪功在大陸被迫害的真相。
　　有一次爸爸帶我去找《晨鋒報》，爸爸說完，那位記者摸著我的頭，我看到她眼睛裏的淚花。第二天，報紙頭版有我的大照片和介紹媽媽和法輪功遭遇的報導。我開始意識到我也能為救媽媽起到作用，我就主動的和爸爸一起去。
　　11月爸爸接到通知說媽媽11月30日回到澳洲，我知道這是法輪功學員們、澳洲政府和許許多多善良人們營救的結果。那天我和爸爸還有其他學員早早就到了機場，等了好久，是我第一眼看到了媽媽，只見她穿一件肥肥大大的T恤衫，上面寫著她自己做的一首詩。我對媽媽頓時產生了深深的敬意。
　　2004年9月15日，媽媽正式向澳洲紐省遞送了控告江澤民和610的訴訟狀。
　　我要和媽媽一起跟江澤民打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