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生死》讀書劄記（二）

這個黨文化是五四以來中國左派知識份子配合共產黨政治強加給中國社會的，它已經有著將近百年的歷史。這個黨文化有著自己特色的，假大空的價值觀，假大空的思想方法和語言，假大空的欺騙民眾的煽情。它營造了一種敵視傳統與一般社會的文化和精神。只要它佔據統治地位、主流地位，就會立即對社會的文化、知識和道德規範顯示出巨大的破壞性。對此，我深有體會，在文化革命中，我自己也熱情地參與的造反派，這個造反派和某些前輩左派知識份子，某些前輩所謂「有正義感和熱血」的共產黨員一樣，雖然有對所謂「正義」、「民主」、自由的追求，對不平等的反抗，但是，他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和知識框架，卻和前輩是同樣的，不過是在試圖完善這個五四以後，已經走向另外一個方向和世界的社會，及其文化，乃至所謂知識，也就是所謂共產黨思想和社會。

100年來中國人的人性走了一條畸形的變態的道路。從一個正常狀態，正常社會，也就是，從一個具有多元特色：好的和壞的，積極地和消極地，人性的和對抗人性的，各種因素能夠調整自己、調整社會、相輔相成、相反相成的社會，逐漸發展成一個畸形的，一元化黨文化統治一切的社會。這個黨文化的特點是，自以為真理只有一個，而自己不僅能夠發現，並且代表真理。這種信仰和整體主義的認識論思想方法不可分割。它在文化和知識領域的反映就是「假」、「大」、「空」，在人們生活中的反映就是一般人性、倫理道德的扭曲。正是它的這種二分法思想造成了二次大戰中德國千萬人跟隨希特勒屠殺殘害猶太人，各共產黨社會屠殺殘害所謂階級敵人。人們一旦被這種文化附身，謊言和仇恨就會自然不斷地產生。所謂「假作真來真亦假」，50年來每一個在共產黨社會生活過的人對此都有很深的體會。

然而，這種思想和文化的建立和一統天下，卻非一日之功。它是中國知識界的一部份人從五四前後在中國努力奮鬥半個世紀的產物。其後浸淫在這種文化中的人，包括那些受它迫害的人，不僅要反抗迫害，而且要反抗這種文化，包括它對每個人自己的毒化，也就是要自覺地尋找它溶化在社會每一個角落，溶化在每一個人自己身上，喜怒哀樂中對人性的扭曲，自覺地反省它在思想方法、知識框架中的加強給我們的變形眼鏡。我深知進行這一切的困難，在封閉的環境中，很多時候猶如想要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幾乎不可能。

（2）然而，在王玉芝的《穿越生死》中記述的卻是對這個眼鏡的拋棄，對這個眼鏡所代表的文化和社會的拋棄，一種重生的新的追求。在此，我們可以對同樣是反抗，起於50年代後期的林昭，60年代中期後遇羅克、張志新的文字和追求做一對比。

林昭雖然出生於30年代末期，但是，她的思想和精神，看問題的方法卻基本上是革命文化，共產黨文化的產物。熱情夾雜著對大而空的革命理想的追求。隨便舉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來，在她的妹妹作為正面推崇對她的記述中寫道，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著一些敢說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神經錯亂，是『狂人』，是『瘋子』和『魔鬼』。她在日記中寫道：『是這樣的嗎？不！不是！……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彭令範) 」

今天我們生活在正常社會中的人，看了這樣的話會感到奇怪，把黨作為母親，不僅可笑，而且這樣的語言和思想令人厭惡！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內，過去不僅把這視為正常，而且神聖。究竟是在什麼地方除了毛病了呢？在於價值和思想方法！

「我是忠於革命、忠於黨的」，「我是忠於馬克思主義的」，「我願意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歷史的發展犧牲自己」。稍加追問，就會看到它的荒謬。狹義地說，這是一種典型的黨文化，廣義地說，這是左派文化、極權主義文化、整體主義文化。如前所述，這種文化建立在唯物主義的人們能夠正確反映世界，世界上只有一種真理，自以為自己能夠找到，並代表這種真理、規律的基礎上。在這個基礎上自然產生出一套假大空的思想概念和方法。在這種意義上，遇羅克、張志新都是這個黨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產物。他們悲劇性地把人生而就有的正義衝動，載入假大空的文化精神中。所有林昭也罷，遇羅克、張志新也罷，傷痕文學也罷，都沒有擺脫黨文化，也沒有做擺脫黨文化的努力。這其實就是從7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所謂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和東歐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的最根本的區別。

「十月革命」之後，從20年代以來，延續不斷的東歐諸國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傳統未斷，和世界的聯繫未斷，而中國的，陳寅恪以後的知識份子，斷了血脈、斷了代，反抗也罷，支持也罷，都是在黨文化（準確說，整體主義，極權主義的文化精神）的天地中。在這一點上，不是知識份子、也並非作家的王玉芝女士，在《穿越生死》中所顯示的衝動卻是，追求一種非黨的文化，告別黨文化。

當王玉芝受到殘酷的迫害時候，她和林昭、張志新的反應不一樣，她在書中寫道，

「雖然以前我不知道信佛的意義，但我知道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修煉文化的存在，因為我並不認為修煉是迷信。能夠遇到一門真正的佛家功法，我從內心深處感到幸運。是法輪大法使我知道了人無論做什麼、想什麼，只有順應了『真善忍』的要求，才能達到更高的境界，也是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義，並不是為了掙錢、出名、一味地追求享樂，而是為了回歸到真正屬於自己的美好境界，這才是生命的真正意義。」（第35頁）

「我一直都很清楚，只要寫一封揭批法輪功、保證不再煉功的信，就會立即被釋放。在如此酷刑的折磨下，的確有人承受不住，背棄了自己原來神聖的信仰。這場毫無人性的迫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毀掉法輪功修煉者對『真善忍』的信仰，用滅絕人性的辦法，摧毀大法弟子的正信。而這場災禍不僅僅殃及法輪功學員，全社會的正義良知都不得不在選擇真理和邪惡之間，做出殘酷的決定。當一個人在獨裁者的淫威下背棄自己的信仰時，所失去的東西比性命還更寶貴。」（第133頁）

這是根本性的區別，林昭、張志新、遇羅克們的反抗仍然建立在對革命、黨的信仰，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的基礎上，但是，王玉芝等法輪功學員卻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他們既不是向統治者哭訴，「我不反對你們宣揚的東西」，也不是向統治者怒吼，「我比你們還革命，思想還純正深刻」，而是平靜地走向了另外一條路，只是堅持，並詢問，我這樣，錯在什麼地方？

這裏我想到了大約10年前，共產黨文人張承志，突然發現自己是回民，並且「似乎」也轉向了另外一種信仰，因此寫了一本《心靈史》。筆者在當時的文章中就認為，這本《心靈史》是共產黨黨文化的產物，現在把《心靈史》和王玉芝的這本《穿越生死》，和法輪功被迫害的遭遇對比，就能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黨文化是什麼，新的追求從根本上反抗的是什麼。

從表面上看，《穿越生死》和《心靈史》都是一種對信仰的追求，但是，《心靈史》用信仰統治個人，以「民族主義」駕馭信仰，以整體的痛恨和排他來宣示革命式的情懷，作者不過把共產黨的假大空的文化，換上了一種准伊斯蘭的包裝。或者說，如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在中國一樣，把中國文化中適合其極權的東西都保留了。張承志把共產黨文化中來自西方宗教中的因素，重新返回西方，包裝上伊斯蘭的外衣。但是，《穿越生死》記敘的卻是一般文化的複歸。既然是一般文化的複歸，它涉及的就必然是血肉的東西，個人的內容。在《穿越生死》中它的信仰是內向的，個人的，而不是那種排外的、仇恨的。真善忍，這一帶有中國特色的原則，返回到每個個人，雖然也是抽像的，「大」的原則，但是由於它返回到每個個人，所以不空，也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假。

真善忍，由於它是內修的原則，因此即便是面對鎮壓他們的政府、及其為政府服務的打手，《穿越生死》中也沒有過分刻意地宣揚對他們的仇恨。

（3）信仰是個人的事情，信仰是為了個人的生活，而不是為了空洞的，沒有具體標準確立的群體和虛幻的口號。正是在這一點上，《穿越生死》不僅和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等人留下的文字，以及張承志的《心靈史》，而且和傷痕文學，乃至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有著根本的區別，它距離社會和政治內容更遠，而不是更近。它揭示了一個人的追求和遭遇，法輪功只是一個人的追求的一個人追求的具體體現。在這種意義上，《穿越生死》所展示出的追求，甚至可以說代表了一種典型的文學現象。

的確，作者王玉芝並不是一位要以文字為生，為自己的追求的作家，而相反是不屈不撓的生活的追求與遭遇刺激、甚至可以說迫使她執筆寫了這本書。但是，這正是她和那些政府豢養的，投機的文人們的根本不同之處。因為王玉芝無意走向那裏的路，正是一條真正文學產生的道路。真正的文學不是像擠牙膏那樣擠壓出來的，而是如王玉芝那樣由於追求和磨難，由於生命的抗爭，刺激而有感，而呻吟、呼喚、吶喊出來的。正是這一點，這本看來不是文學的文學讀物，潛藏著古往今來的那些傳世文學中深層隱藏著的追求的衝動，社會、歷史、文化根本性變化的記載，個人和社會、政治、時代的衝突。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