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開始肆虐全球的新冠（COVID-19）疫情帶來了一些新奇而無厘頭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學的速度」。
在新冠疫情之前，沒有人認為科學是有速度的。眾所周知，科學是按部就班地進行的，也是一個需要時間沉澱且徹底探索的過程。
令人不解的是，輝瑞（Pfizer）公司高管Janine Small大言不慚地解釋稱，輝瑞公司在向歐盟議會作證時，沒有測試疫苗是否能阻止傳播，因為「在疫苗進入市場之前，我們知道（疫苗可以）阻止感染嗎？不知道……我們必須以科學的速度來真正了解市場正在發生甚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必須冒著風險做每一件事。」
這句話邏輯似乎有點混亂，言下之意就是，由於疫情威脅太嚴重，輝瑞公司有理由甘冒風險並縮短程序，以便能夠搶佔先機把產品推向市場。
除了混淆商業、安全和科學的必要性之外，這似乎也是「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發揮作用的一個典型例子，而這些是完全違背科學進程的。
預防原則說的就是，如果某事件發生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那麼在尚未充份評估風險或後果的可怕程度之前，就有理由採取一切行動阻止該事件的發生。
預防原則無視適當必要的分析和任何成本效益權衡，試圖將所有資源轉用於應對假設的風險上。
許多人將這個原則應用於氣候變化，其影響開始體現在成本低廉和脆弱的電力網絡上。現在他們又將其應用於新冠病毒防治領域。
拋諸腦後
在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之前，事實上針對流行病已經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計劃，其中包括重點保護（照顧最脆弱的人群，讓其他人照顧自己）；不強制戴口罩；不封鎖；不進行病毒檢測和追蹤等。
然而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間，所有這些有效原則都被拋棄了。這究竟是為甚麼呢？
這當然不是因為醫療科學取得了新的突破性進展。與之相反，這似乎是由多種因素共同造成的社會恐慌。
首先是群體思維在作怪。中共首先拋出了嚴苛的病毒隔離政策，殘酷地監禁十數億人民，甚至焊接大門，將居民關在裏面限制自由。意大利亦緊隨其後。
由於病毒的毒性未知，這些行動在社會上具有很大的煽動性。
然後是政治利益的大博弈。
當時正值美國總統大選之際。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作為共和黨領袖傾向於以更自由的方式對待國內限制，而以更嚴厲的方式對待國際限制。因此，他關閉了邊境，而這卻被視為種族主義；他鼓勵人們在醫學界研發疫苗的同時正常生活，卻被視為瘋狂不羈。
所有這一切導致民主黨人猛烈抨擊特朗普團隊的邊境限制，支持嚴苛的全國封鎖措施。而民主黨的這一套蠱惑理論在美國普通民眾和海外媒體擁有相當大的市場。
他們還對疫苗提出質疑，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賀錦麗）在競選公開辯論時就直言不諱地承認，如果當時特朗普總統讓她接種疫苗，她也不會同意接種。
此外，對於新冠病毒的致命危害程度，醫學界也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來自史丹福大學的知名流行病學家John Ioannidis就認為，新冠病毒屬於低端級別，病例死亡率在0%到1.31%之間，具體差異取決於年齡和國家等因素。
來自位於英國倫敦的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的Neil Ferguson則認為，在英國，在沒有封控的情況下，病毒致死病例為20萬，而在封鎖的情況下，致死病例僅為2萬。
值得說明的是，Ferguson在職業生涯中一直給公眾誇大其詞的形象。隨著大流行病的發展，病例死亡率明顯下降，現在已經與普通流感相差無幾。
令人遺憾的是，全球大多數國家政府都選擇相信Ferguson的誇張理論。我們往往傾向於擔心最壞的情況，而政客們也不願冒險，以防丟掉烏紗帽，身敗名裂。
所有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就為預防原則提供了用武之地，使全球社會能夠「證明」存在著一個如此危險的問題，公眾必須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問題上，而不是其它任何事情上。
整個社會因此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漩渦之中而無法脫身。
付出慘痛代價
最初的封控策略是以「拉平曲線」的方式向公眾推銷的，這本來需要僅僅兩周左右的時間。
然而一個多月後，我們發現政客們為了逃避任何風險，他們決定「消滅」病毒，實施病毒「清零」政策，儘管歷史上從未對任何病毒採取過類似的清零做法。
一旦開始實施這個戰略，他們要麼承認失敗，要麼想方設法把注意力轉移到其它方面，這就是他們力推疫苗的用意所在。然而我們現在知道，疫苗並不能消滅病毒，而且正如本文開篇所言，疫苗的設計甚至都不能阻止病毒的傳播。
而在澳洲，政府花費了大約8,000億美元斷斷續續實施封控措施一年後才發現，最初的重點保護戰略是正確的，而封控是失敗的。強制口罩令、封鎖、大規模疫苗接種、疫苗強制接種、接觸者追蹤和簽到應用程式等，這些嚴苛的措施除了恐嚇社區和削弱經濟之外，幾乎沒有取得任何效果。
有一些國家堅持以重點保護為主的自然防疫策略，瑞典就是這項政策的典型代表。
而在美國，我們可以很好地比較佛羅里達州和加利福尼亞州這兩個人口大州的防疫政策。佛羅里達州州長、共和黨人德桑蒂斯（Ron De Santis）在初期實施封控之後就採取了自由主義的態度，而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民主黨人Gavin Newsom則採取了專制主義的政策。
超額死亡（Excess deaths）是衡量疫情防治成本的最佳指標，因為超額死亡不僅考慮了新冠病毒直接導致的死亡，還考慮了與新冠病毒間接相關導致的死亡，範圍大大拓寬。
如下圖所示，在超額死亡這個指標上，瑞典與鄰國丹麥相當接近。
![超額死亡：瑞典與丹麥數據對比圖。[數據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https://www.theepochtimes.com/_next/image?url=https://img.the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23/08/16/id5468997-Picture1.1-600x353.png&w=1200&q=75)
最近，世界頂級醫學雜誌《刺針》（the Lancet）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在對人口中的社會人口因素進行必要調整後，佛羅里達州在超額死亡這個指標上明顯優於加利福尼亞州。
吸取教訓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我們應該從過往經歷中吸取教訓，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尤其是那些對這次失敗負有責任的人更是如此。他們目前似乎熱衷於使用同一套解決方案，以應對下一次大流行疫情。
首當其衝的就是應該讓決策團隊的專業知識更加多樣化。
在澳洲，許多主要決策者似乎都是醫院管理者。那些深知醫院管理不能等同於經濟機構管理、需要進行成本效益權衡的衛生經濟學家都去哪兒了呢？
其次，在多樣化決策團隊基礎上的一種改進是建立「紅藍」團隊，就像軍隊和網絡安全中使用的那樣，由一個團隊作出決定，另一個小組提出質疑。這種方法將魔鬼代言人的方法制度化，以減少群體跟風思維的危險。
此外，還應對「緊急狀態」的含義做出更細緻的解釋，因為這個含義至關重要，不僅被用來封鎖人口往來，還被用來封鎖議會、醫學界、媒體和社區等各個領域的辯論。
科學尚未定論
治理只是問題的一部份。有大量證據表明，科學已被「科學」所侵蝕，「科學」是對所謂共識的非科學堅持。在科學與政治交叉的任何領域都會出現這種情況。
即使存在共識，科學也不是共識；事實上，共識錯誤的例子比比皆是。
更加糟糕的是，我們很難辨別甚麼是正確的，甚麼是錯誤的。
2005年，國際同行評議期刊《普洛斯醫學》（Plos Medicine）發表了John Ioannides撰寫的論文《為甚麼大多數研究結果都是錯誤的》（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該論文已被下載300萬次，這無疑是學術出版界的一項紀錄。這篇文章論證了所謂的「可複製性危機」（replicability crisis）。
事實證明，即使是一些最重要的科學研究，也有大量研究成果無法複製，甚至連最初完成這些研究的人也無法複製。
這個問題需要解決。有以下幾個方面可以做到這一點。
一是修正出版程序。同行評審是一場鬧劇，常常被用來阻止新成果的發表。研究人員因有科學發現而獲得獎勵，而不是因推翻發現而獲得獎勵。
公開出版是解決出版問題的一個辦法，正如公司帳目需要審計一樣，審計他人研究成果的科學家也應該具有自己的職業發展方向。
另一個問題是，在某些情況下，欺詐顯然是一個因素，但上一次有科學家因為以虛假藉口騙取錢財而被監禁或罰款是甚麼時候呢？
澳洲物理學教授Peter Ridd由於科學研究方面的舉報而被所在的公立大學詹姆斯庫克大學（James Cook University）開除，他認為，我們需要一個科學審查辦公室來對政府決策所依賴的科學進行質量保證。
全球大流行病的數據質量也很糟糕。對新冠（COVID）病毒和其它任何疾病導致的死亡進行規範化定義，並制定通用的開放數據標準，有助於我們更容易、更及時地追蹤和應對下一次危機。
最後，我們需要鼓勵社會觀點的多樣性。
目前，我們正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了大流行病政策標準化的建議，而澳洲政府則通過其「錯誤資訊和虛假資訊」（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法案加強了審查，並通過《醫療從業者國家監督法案》（the Health Practitioner Regulation National Law Act）打破了醫療從業者與患者之間的治療關係。
如果社會決心要求科學「提速」，那麼我們就需要考慮如何更快速、更高效、更準確地完成科學工作。我們還需要確保政府採用正確的科學事實進行決策。#
作者簡介：
格雷厄姆‧楊（Graham Young）是總部位於昆士蘭（Queensland）的澳洲進步研究院（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Progress）的執行主任。他是澳洲「在線觀點」網站（www.onlineopinion.com.au）的主編和創始人，自2001年以來一直從事澳洲政治定性民意調查。楊曾為《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 newspaper）和《澳洲金融評論》（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等期刊撰稿，也是澳洲廣播公司布里斯本電台（ABC Radio Brisbane）的常駐嘉賓。
原文：How to Prevent Another Scientific Great Leap Forward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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