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秋冬季節,我決定在上海發起一次學潮,以紀念歷史上的「一二九愛國運動」為名,呼喚民主變革。為了保密,準備工作僅在我和好友約10 人之間悄悄進行。連續工作幾個晚上,我們手書大批傳單:「專制誤國,民主興邦」;「人人平等,自由萬歲」;「自由,民主,平等」……一直寫到雙手發麻,難以伸展。

將傳單塞進鼓脹的書包,我們分頭騎單車到其它大學去散發。異校撒傳單, 是我發明的一種障眼法。人少事多,我一人承包了比鄰的「復旦大學」。一個星期六的下午,獨自踩著單車去「復旦」校園。秋冬交接的冷風直往衣領裏灌。在「復旦」的草地上、教學樓的座位上、圖書館的桌面上……到處出現我散放的傳單。但在返回「同濟」的路上,卻有一種孤獨和惆悵的感覺揮之不去,在偌大而熱鬧的「復旦」校園,為甚麼?僅僅只有一個人,僅僅只有我,在從事這份冒險的事業!  

忽有一份打字稿從外地傳來:方勵之教授在「浙江大學」的演講。關於民主,方教授的論辯,新穎、大膽、前衛,通俗易懂而又鞭辟入僻,讀之大受鼓舞。

我和好友及時捕捉時機,決定以牆報和傳閱方式,大力推廣方勵之言論,結果,不僅傳遍「同濟大學」,還傳遍上海各大高校,更擴及外地。我們還以「同濟大學研究生會」名義,編輯一本《方勵之、姚蜀平演講集》,印刷800本,到各大學傳播。在這本演講集的封底,我題寫了八個字:歡迎傳播,功德無量。方勵之迅速聞名於全國,其中,我和好友的傳播工作,無形間,也起到了關鍵作用。也是從1985 年開始,我與方勵之之間,開始有書信往來,我尊稱他為「方老師」。

但我們這群活躍份子,卻因此引起了校方、以至國家安全部的注意。這種注意很快發展成便衣特務的跟蹤與監視。有一晚,我的兩位同學在校區張貼了《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 介紹方勵之的報告文學),回到宿舍才不到二十分鐘,管理學院的幾名領導就突然敲門而入,神色凝重地告誡,不得再張貼。他們奉命前來,苦口婆心地對我們做「說服教育」工作,警告我們不要「鬧事」。(6)◇

(選自陳破空《不受歡迎的中國人》/附錄:我的中國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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