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謝余立女士,是1981年,美國第一批通過針灸師驗證考試的六十餘位醫師之一,也是當年僅有的兩位通過驗證的華裔人士之一。
通過驗證的針灸師就可以不需要在西醫監督下獨立行醫。
那一年,只有高中畢業學歷的她已高齡六十四。
看她是用甚麼樣的毅力,在大部份人的退休之齡,開展她有生以來的第一份工作。
美國號稱四季如春的舊金山,它的冬天還是夠冷的。打從我「才」四十出頭開始,每年總是要因探親而到這聞名於世的美景城好幾次,這舊金山的冰風我是早已習慣了的。
2012年元月某日,我縮著脖子站在Van Ness大道與Pine街的十字路口等人行綠燈,一陣冰冷的海風迎面吹來,我下意識地拉緊頭上的絨線帽,心中不禁嘀咕,是打甚麼時候開始,我那日漸稀疏的頭髮,已無法抵擋這舊金山的刺骨寒風,要靠這頂絨線帽來保暖了。
是啊,老啦!年近七十的我,在公車上都經常是被人讓座的對象。但是我頑固的不願意認老,因為我還有高齡已近九十五的母親健在。
母親雖然這兩年行動不便,但直到2011年十一月以前,都還是很健談的,不但能記憶清晰無比的與我聊起七、八十年前的往事,還對台灣的選情與兩岸時政極為關心。
母親病危時,我由德州飛到舊金山,前後在華埠醫院的病榻旁陪了她老人家兩個多月。那天,做了她二十多年家庭醫師的沉大年,面容嚴肅地用雙手扶著我的肩膀告訴我說:「你母親大概撐不久了,快把她想見的親人都帶來給她看看吧。」
匆匆由德州趕來的家人們心裏也都清楚,老奶奶時日有限。2012年3月8日下午五點五十分,母親在三代親人的環伺中安詳地去世。16日火化後,安葬在灣區半月灣百齡園父親的墓旁。這墓園福地位於半月灣的山頂上,是我母親在二十多年前親自選定的,從墓園裏能清楚地遙望浩瀚的太平洋,也充份的反映出她老人家對太平洋彼岸家鄉的念。
我的母親原名余莉麗,1917年出生於湖南長沙。她的祖父是湖南平江人,據說是前清左宗棠手下湘軍中的一位高階軍官,曾隨左宗棠領兵入新疆「平回亂」,亂平之後,當時已年近六旬的老祖父,由回疆帶回了一名非常年輕的維吾爾族女子,生育子女各一,數年後,老祖父就辭世了。不久,這維族女子因語言與生活習慣不能適應,留下她所生子女之後就被遣返回疆,不知所終。她留下的兒子,就是我的外公余肖雲。所以母親有四分之一的回族血統,這由她高聳的鼻樑與深邃的眼眶可以清晰的看出來。
外公余肖雲才二十出頭就已成親,娶了長沙范氏望族的女子,她就是我的外婆范新懿。清末民初時期,長沙的范家是一個很開明,思想非常前衛的大家族。暫且不提范家的男孩子,范家「新」字輩的女孩子們,就沒有一個是纏足的。非但如此,她們也如同男孩子一樣接受高等教育,還有不少是出國留學的。范家的男孩子們也幾乎個個都是北大、清華或交大等名校的畢業生。
我的外婆范新懿於民國七年偕同外公余肖雲留日習醫,我母親當時尚在襁褓,就被寄養在她的外公家。我的外公外婆在日本留學時,替我母親添了兩個弟弟 — 日生與遺生(怡生)。在遺生尚未出世時,外公可能是在實習醫院感染了急症,竟然一病不起,葬身東瀛。外婆乃攜兩幼子返國,也把他們託付給我的老外公撫養,我母親這才第一次見到兩個在日本出生的弟弟。把三姐弟安頓好以後,外婆返日繼續學業,年輕守寡的她,數年後在日本再婚,嫁給當時也是留日學生劉侃元教授,日後又生了四個孩子。
雖然有其他親人的照應,但我母親不是在親生父母呵護下長大的孩子,所以她自幼就養成非常獨立的性格,與兩個弟弟的感情也特別好。
可惜日生舅因乏人照顧,於嬉戲時,在一個學校裏的池塘中遇溺,時年尚未滿四歲。
我母親與她的弟弟自幼在湖南長沙老外公的范家長大,以至於與她本姓的余氏家族沒有太多聯繫,只約略知道余家是湖南平江的望族。
母親在長沙讀完初中後,就去北平讀北師大女附中的高中部。一年後,因為她的九舅范新懷在青島電信局擔任工程師,他很孝順地把他的父母,也就是養育我母親長大的老外公與老外婆,接到青島去奉養,我母親在北平時,十分想念她的外公與外婆,高二時轉學到青島女中,就住在她的舅舅家。
母親在青島女中高中部畢業後,經由她在長沙女中的一位手帕交禹竹荺女士的介紹,結識了禹女士新婚夫婿龍靈將軍的黃埔軍校六期同學,也就是我的父親謝肇齊。
當時,我父親剛由英國留學回國不久,他是國民政府在北伐統一中國後所考選的第一批進入英國皇家軍校深造的十一位軍事留學生之一。
青年才俊的他,被有「中國裝甲兵之父」尊稱的徐庭瑤將軍延攬,在南京剛成立的陸軍機械化學校(裝甲兵學校之前身)任教官兼學生總隊的總隊長,成為中國裝甲兵的創軍元老之一。父親每逢周末與假日,便風塵僕僕地往來於南京與青島之間,對母親展開熱烈追求。一年多以後,兩人終於「修成正果」,在南京成親。
母親原本是想先上大學,等大學畢業後才與父親結婚。但是父親眼見時局不穩,擔心感情會日久生變,堅持要母親先結婚後再上大學,而且希望母親就近讀南京唯一的女子學校「金陵女大」。母親最後順從父親意見,考上金陵女大後就完婚。
但是婚後的第三天,我父母親還來不及度蜜月,蘆溝橋事變就爆發了。機械化學校奉命溯長江西遷,我們上一代的顛沛流離就此展開。母親以眷屬身份,隨軍四處遷徙,生活雖然艱苦,幸好不是在肉搏戰中求生存。但機械化學校的重裝備,是日本轟炸機追逐的主要目標之一,躲警報成為父母親的家常便飯。
1940年,父親在英國皇家軍校的同學與摯友龔愚將軍,銜何應欽將軍之命,在貴州扎佐成立了一個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新兵訓練基地,名為「軍政部扎佐陸軍演習場」。他力邀我父親來共襄盛舉,擔任他的副場長。一年後,龔愚將軍調升國防部要職,我父親乃升任師長銜的演習場場長職,又過一年,三十八歲的父親晉階少將,才二十五歲的母親就成了將軍夫人。◇(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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