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以來,現代藝術開始全面顛覆和壓制西方正統寫實藝術的審美價值和表達體系。近30年來,現代藝術的公正性開始受到質疑,同時,古典寫實與當代寫實藝術也蓬勃復興,此間,創辦於美國的「藝術復興中心」(Art Renewal Cente簡稱ARC)已成為全球藝術界同好研究、交流和競賽的高端平台。本文是ARC創辦人弗雷德里克‧羅斯(Frederic Ross)2014年2月7日對康涅狄格肖像藝術家協會的主題演講,也是ARC藝術哲學系列演講的第一講,通過對一個半世紀以來藝術史的重新審視,不僅申明了視覺藝術為甚麼要寫實的問題,也匡正了偉大畫作的定義。
演講者:弗雷德里克‧羅斯(Frederick Ross)
舒原/譯
19世紀晚期的學術派藝術家和作家真正驚人的成就是在表現人的尊嚴。我最喜歡拿威廉‧布格羅作例子,在有生之年他被視為法國最偉大的藝術家,他的作品與藝術貢獻當時被很多藝術家崇拜和效仿。後來有人指摘他僅為小資產階級客戶作畫,實際上,能隨心所欲描繪各類對象正是他引以自豪的;對他作品的需求是如此巨大,大多數作品在顏料乾透之前就被賣掉了。他是個「工作狂」,每天作畫時間長達14到16個小時。
布格羅對手下的職員、他的學生和同事非常關心,身邊任何人有需要,他都會伸出援手,這一點眾所周知,也使他受到身邊所有人的愛戴。在巴黎沙龍和法國學院(The French Academies)向女藝術家敞開大門方面,布格羅也發揮了核心作用。自1868年開始,他與當時法國最功名卓著的一些畫家,包括魯道夫‧朱利安(Rudolph Julian)、儒勒‧萊菲博瑞(Jules Lefebvre)、加布里埃爾‧費里爾(Gabriel Ferrier)以及羅伯特‧托尼‧弗勒里(Robert Tony Fleury)一起,開始為女藝術家們定期授課並進行評鑑。到1893年,主要的藝術學校都開設了面向女性的課程,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法蘭西學院(L'Academie Francaise)。
布格羅出生於1825年,在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風暴之後——這兩個歷史事件最能體現啟蒙運動的思想突破。布格羅和雨果則是當時傑出藝術家和作家群體中之最傑出者,他們的作品梳理了社會發展,架起了從天授君權時代向人與法制的文明(即政府合法性建立在受治者同意基礎上)過渡的橋樑,後者的價值觀包括: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普選;保護人權;政府和社會有義務承認、組織實施並保護這些權利;新聞出版自由則保證信息公開,讓民眾能針對僵化的舊機構製造或遺留的不公正進行公開辯論並促其解決(佔據這些機構的都是舊規則的追隨者和力圖東山再起的統治者)。
為確保自由長存,19世紀——第一個「自由世紀」的作家和藝術家們於是將組織、梳理、傳播和維護價值觀、法律和社會民主機構當作他們的義務與責任。盧梭在其里程碑著作《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的開篇疾呼道:「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的作品集中討論了近代西方世界區別於「中世紀」的一些基本理念,這些理念也保護民眾免受暴君或「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的霸凌。西方世界從一個充斥君權法令的世界,轉向了由主權獨立的國家統轄的世界。「公共意志」「社會契約」「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等字眼在「自由」的新世界裏四處傳播。
啟蒙運動的這些核心信條、其突破性的理念,對我們理解19世紀藝術家生活的環境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他們正是在傳達啟蒙思想的核心。布格羅筆下年輕的鄉下女孩莊重而有尊嚴,有一種虔靜之美。其中一幅作品描繪一個健碩而美麗的鄉村少女,她手拿農具,直視觀者,眼神毫不掩飾。可以說,她穩穩地站在自己的立場上。
在另一幅重要的真人尺寸畫作中,一位吉普賽母親抱著女兒,站在山巔俯視著看畫的人。她們的目光也很直接,又不無友善。在這幅畫中,布格羅讓廣闊的天空和低矮的地平線襯托出吉普賽人的輪廓,從而提升了其地位——我們是在仰視她們。她們溫馨的神情表現出對我們的接納;而觀者則被要求報以同樣的尊重,只有不在意她們卑微的出身,我們才能接受她們、給予恰當的回應。正是她們出身卑微的事實如今將她們提升到了另一層境界,那也是今天人類的普世價值。
到了19世紀,從事各種活動的人們都被視作值得藝術家表現的題材,其中包括窮人和無家可歸者、在寒冷街頭流離的女子、忍受16小時工作、從早晨到深夜還在勞作的童工;除了婚姻、孩子和家庭生活,入畫的還有學校、法院、醫院、工廠、公園與山巒,以及無數其它主題。比如,一個新的流行題材是虛偽的神職人員正在充塞著藝術品、古董和貼身傭人的私家公寓裏教導人們捨棄身外之物。這對藝術家來說是多麼富有革新性的主題啊!當維貝爾(Jehan Georges Vibert)、布魯納里(Francois Brunery)和克羅加爾特(Georges Croegaert)諷刺神職人員,將紅衣主教畫在豪華的場景裏,描繪他們與年輕漂亮的名流玩紙牌或僱請占卜師來算命時,他們無異於說,神職人員也是人,一樣有性格上的弱點。除此之外,開神職人員的玩笑也體現了人們新發現的一片天地,就是言論自由。要知道,在過去幾個世紀中,一個藝術家如果把紅衣主教描摹得這麼滑稽,是會被砍頭的。
揭露社會弊病、描繪人人平等及每個人的價值,這距離探索個體內心、重視並提升人類的希求、幻想與夢想就僅有半步之遙了。對19世紀學院派藝術家和作家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人性,包括人稱其為人的一切,以及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看世界。人性獲得尊崇,無分你是哪類人,無分相貌、種族、膚色、職業和愛好。有關人性的一切都為作家的散文、詩人的五音步詩、畫家的顏料創造出的獨特溝通形式提供了新養料。正因如此,成千上萬藝術家創造了數百萬計的形象——經常都是新鮮原創的,最最精采的那些堪稱體現最高秩序的傑作。
演講者簡介
弗雷德里克‧羅斯(Frederick Ross),美國著名藝術收藏家、藝術史學者、教育家,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藝術教育系,藝術復興中心(Art Renewal 主席。羅斯先生同時擔任《布格羅藝術全集》(William Bouguereau: His Life and Works)編委會的執行主編及撰稿人、布格羅研究會主席等職,並受邀在蘇富比拍賣行、達荷希博物館、沃茲沃思學會和孟菲斯大學等機構發表主題演講。其演講辭和文章刊發於美國主流藝術與文化媒體,每年受眾超過30萬人,並被多所院校列為學生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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