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魯吉諾——拉斐爾的大師   (2)

佩魯吉諾在聖奧古斯汀多折畫屏中繪製的《聖．菲利普與聖奧古斯汀》（Saint Philippe et saint Augustin） （polyptyque de saint Augustin） 1502～1512 Huile sur bois, 172x 91cm Toulouse, Musee des Augustins。（圖/維基百科）

文／周怡秀

說到文藝復興的藝術，一般人立刻想起達文西、米高安哲羅、拉斐爾等最有名的大師。其實在人稱Quatrocento的15世紀意大利，正處於西方藝術邁向頂峰的前夕，人文薈萃，百家爭鳴。前述3位大師也是在前人奠定的基礎上完善藝術的，他們各自的養成中也都遇到過「名師」的調教或影響。如達文西是委羅基奧的學徒；米高安哲羅在基蘭達優工作室「實習」；拉斐爾則深受佩魯吉諾（Pietro Perugino，法Perugin）的薰陶。這些前輩都是當時最負盛名的藝匠，對整個文藝復興的藝術發展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佩魯吉諾在他的時代獨樹一格，被同輩尊為意大利最偉大的畫家。他以透明和戲劇性光線形成「水晶般」的清澈風格令人傾倒，也為他贏得「最具代表性的文藝復興藝術家之一」的讚譽。我們看到佩魯吉諾完善他的藝術語言的同時，年輕的拉斐爾以極大敏銳性吸收了老師的優點，進而成就文藝復興的高峰。現在，讓我們來認識一下這位重要卻常常被忽視的文藝復興大師。

肖像畫技巧成熟

1479年佩魯吉諾的名聲傳到教宗西斯篤四世耳裏，被召喚到羅馬為教廷服務。在這段佩魯吉諾職業生涯創作最緊密的同時，意大利文藝復興畫家們的肖像畫技巧也達到成熟，成為那個時代最突出的藝術成就之一。佩魯吉諾為佛羅倫斯絲綢商人Francesco delle Opere 作的肖像，被畫家傳記作者瓦薩里稱讚「生動至極」。

佩魯吉諾對富商的個人特徵掌握得十分精確。栩栩如生的畫中人神情嚴肅，眼神直視觀眾；一手按著畫面邊緣（可能有窗台或欄杆），一手握住露出紙卷的圓筒匣，紙上寫著「Timete Devm（敬畏神）」。可能因為此時的佛羅倫斯正處於激進的禁慾主義修士薩弗納羅拉佈道的初期，畫中商人在這種嚴肅宗教氛圍中有所省思。畫家不只精細刻畫該人物的外表容貌，也描繪出人物內心狀態和時代對他的影響。

從佛羅倫斯到威尼斯成熟時期

15世紀的最後20年，佩魯吉諾的聲望日隆，以致於不得不在佛羅倫斯和佩魯斯兩地開設工作室，他的技藝更加完美，並特別著重人體結構與姿態造形，可謂明確的「古典語言」。此時的作品如《懺悔中的聖傑洛姆》、《聖塞巴思虔》中，佩魯吉諾偏好以透明光澤的塗料重疊色彩，營造色彩層次豐富而清澈透明的效果。

1493年起，佩魯吉諾多居住在佛羅倫斯。他是如此的成功，威望超過了其他的著名藝術家，如波提且利、菲律賓諾‧利比或吉蘭達優。他的成功也歸功於他能在作品中注入虔誠的信仰語言，單純而不矯飾；這也正是薩弗納羅拉所宣揚的理念。在羅倫佐‧美第奇死後的那段社會不安氣氛中，他作品中和諧安詳的美感，正好能夠安撫人心，使人們在藝術中找到平靜的避風港，符合了當時佛羅倫斯社會的需要。

1494～1495年，佩魯吉諾在威尼斯，那時威尼斯畫家卡帕橋（Vittore Carpaccio, 1460～1526）與貝里尼正處於創作高峰，對佩魯吉諾的藝術有著很大的影響，無論是在構圖的安排上、人物的姿態上，與光線的經營上。《戴荊冠的耶穌與聖母》雙折畫與《抹大拉的瑪利亞》，見證了他破解威尼斯繪畫「密碼」的高明能力。他畫中的人物輪廓趨向柔和，甚至融入背景。或許受達文西的「暈塗法」（Sfumato）的影響，這種與背景空間自然結合的虛實變化，符合視覺感受，是文藝復興繪畫上的一大突破。

在這一時期，佩魯吉諾從母性和親子關係的角度詮釋「聖母子」，將這個題材推展到一個新的層次，並以這個他偏愛的主題嘗試了幾個不同變化，都是構圖優雅、人物細緻柔美、色彩變化微妙的傑作。佩魯吉諾最終服膺於古典主義，並充份發揮天份。15世紀初，佩魯吉諾的聲望達到頂峰，他的主顧經常是意大利最有權勢力的家族或藝術贊助者。

拉斐爾的大師

在15到16世紀繪畫蛻變的關鍵時期，佩魯吉諾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對當時的藝術家影響深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古典繪畫的拉斐爾。拉斐爾的早期作品風格與佩魯吉諾極為近似，有美術史家認為只有長期在佩魯吉諾畫室學習過，才能夠如此地掌握佩魯吉諾大師的藝術特點。然而我們至今尚無拉斐爾直接受教於佩魯吉諾的證據。

例如梵蒂岡所藏拉斐爾《歐迪祭壇畫（Oddi Altarpiece）》中的《聖母加冕（The Crowning of the Virgin）》 ，其人物的優美精細，明暗的處理自如，衣褶的熟練掌握，與佩魯吉諾在佩魯斯的聖彼得教堂所作的《聖彼得多折畫屏》 （Polyptyque de San Pietro）有著近親般的相似，至少肯定了拉斐爾同化且吸收了這位前輩的美學觀點。一些收藏於南特與魯昂美術館小幅單元作品，見證了佩魯吉諾在15世紀最後10年已經達到頂峰，也為他所處的古典時期樹立了典範，完美的造形也預示了拉斐爾的一些最美的寫實作品。

而年輕的拉斐爾在汲取前輩藝術精華的同時，也充份自由發揮了自己的創造天才。有的歷史學家認為，即使拉菲爾在創作《聖尼古拉．拖雷汀諾》祭壇畫（Retable de saint Nicolas de Tolentino，意﹕Tavola Baronci 或 Pala del beato Nicola da Tolentino）的時候，還沒完全被佩魯吉諾所征服，畫中的優雅細緻的線條、人物姿態的考究、衣袍布褶的強調，卻不折不扣來自翁布利亞大師對他的影響。

佩魯吉諾為佩魯斯的聖奧古斯汀諾教堂所做的多折畫，從1500年開始創作直到1523年過世，是佩魯吉諾最後的遺作。即使是晚年之作，翁布利亞大師再次證明了他技藝的完美高超。而他紀念碑似的人物安排與古典手法的造形，也似乎有來自拉斐爾的靈感，見證了文藝復興兩位藝術大師的相互影響。晚年佩魯吉諾的繪畫，依然以「自在、靈活；近乎黃昏的溫柔」的美感驚豔觀眾。

在文藝復興人才輩出的風雲時代，如果沒有卓越的技術和推陳出新的巧思，難保不被埋沒。而佩魯吉諾屹立不搖的數十年藝術生涯中，見識過同儕達文西的淵博智慧與米高安哲羅的雄偉壯闊，可能也教導過聰靈好學的拉斐爾。或許後起之秀的光芒過於耀眼，掩蓋了這位堅守本份的15世紀大師。事實上佩魯吉諾扮演了一個承先啟後的角色，連接文藝復興青澀的初期和巨星薈萃的盛期，成為介於喬托和拉斐爾之間的中央要角和橋樑，也是將文藝復興藝術推向高峰的功臣之一。在藝術高潮迭起的歷史大戲中，1523年死於瘟疫的佩魯吉諾畢竟完成了使命，從藝術舞台上光榮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