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晚期 : 矯飾主義的興起

羅曼諾Giulio Romano《巨人的滅亡》

﹝The Fall of the Gigants﹞，

1526 ～1534年，濕壁畫。

以視覺假像顯示出怪異的趣味

文／鄭英男、周錦佩

1527年，神聖羅馬帝國（The Holy Roman Empire）和神聖聯盟（註1）之間的戰爭導致羅馬遭受洗劫，因而結束了「文藝復興」的全盛時期。同時這場洗劫也撼動了「文藝復興」運動的基本信念 ——「人文主義」和「古典精神」，甚至引發繪畫觀點的爭議，「矯飾主義」風格便在這種時代環境的衝擊下應運而生。

「矯飾主義」（又譯為「風格主義」）一詞源出於意大利語「Maniera」，原意為「手法」，引申為藝術的「風格」。

「矯飾主義」名詞正式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德國藝術史家海因里希．沃爾夫林（Heinrich Wolfflin）首先提出，形容意大利在16世紀時，那些無法被歸類的藝術作品。後來泛指文藝復興晚期（大約1550年～1580年），以佛羅倫斯、羅馬和曼圖亞（Mantua）為中心發展出的一種藝術潮流。

發展 過程

「文藝復興」全盛時期，「古典主義」藝術對人體的精確寫實、比例秩序和透視技法已達巔峰，部份畫家開始嘗試改變畫面的結構。原本只是為了淡化過度寫實造成的低俗感官刺激，從而強調靈性與內省式的創新，讓視覺藝術轉向一種「心境上的沉潛與冥思」。但是這些藝術家的「別出心裁」，結果營構出疏離難解的情感表現和藝術創作。在形式上，他們常以拉長的人體比例、不平衡的姿勢、強烈的明暗變化和動態構圖，加上反宗教改革的主題，產生出戲劇化、強而有力卻又帶著不安氣氛的影像。這種風格可追溯自米高安哲羅作品中碩長扭曲的人體、充滿張力的結構，因此也有人將米高安哲羅視為矯飾主義的先驅。

在發展過程上，1520年，「矯飾主義」肇興於意大利中部，受政局波動的影響，逐漸向外傳播至意大利的其它地區以及北歐。儘管如此，主要的「矯飾主義」作品依然保留在意大利的佛羅倫斯和羅馬兩地。

一般而言，「矯飾主義」可分為前後兩期：1515～1540年為前期，反「古典主義」的特徵在此一時期表現得最為強烈；1540～1590年為後期，意大利各地的貴族政權與政治局勢已較穩定，他們的宮廷成為藝術家主要服務的對像。

事實上「矯飾主義」既不具備先前「正統文藝復興」那種平易近人的特質，也與後來的「巴洛克藝術」迥異。英國的藝術史家也認為：「矯飾主義」對主流藝術的影響也並不明確。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矯飾主義」本身便帶有與群眾疏離的深奧傾向，難以引發共鳴，並不能真正突破前進與創新，從17世紀開始，甚至被諷稱為「矯飾主義」。另一方面是由於「文藝復興」時期，強調人的創造性與身心全面完美的「寫實風格」與「人文傳統」仍有其巨大的潛力，從而使「矯飾主義」被17世紀的新藝術形勢 「巴洛克」 所取代。

興起背景

「矯飾主義」作為突破文藝復興、醞釀巴洛克的過渡階段，進一步彰顯了文藝復興以來，畫家追求自我蛻變、勇於突破、深化「文藝復興」的傾向。在當時意大利混亂的局勢下，「矯飾主義」也不失為另一種鼓舞人心、淨化宗教與喚醒虔誠的藝術流派。基本上，「矯飾主義」莫衷一是的現象多少受到16世紀社會情勢的複雜所影響﹕

那是一個教會權威開始崩解，遭受批判質疑的時代：

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啟動了「宗教改革」，一種標榜更「世俗化」，更「人道精神」的新教派誕生了，新教的「反獨尊」、「反教會」，挑戰的不只是正統宗教的神聖性，也衝擊到藝術的創作。由於新教將繪製聖像視為偶像崇拜，北德與北歐地區的人物肖像畫因而大行其道。

那是一個大航海拓殖探險的時代：

當歐洲人發現新的海洋、大陸和文明時，茫然欣喜之餘，粗暴、冷酷、高傲與褊狹的負面心態也隨之而來。視野大了，墮落與貪婪也加增了，靈性上的考驗與矛盾也更尖銳了。

那是一個「科學」挑戰「宗教教義」的時代﹕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年～1543年）「日心說」的出現，使地球與人類頓時從宇宙的中心點，拋到了邊緣的地位。

那是一個瘟疫肆虐，動盪無常，審判人性的時代：
歐洲各國爭相擴大貿易的同時，引進了新物種與新商品，但新疫疾，如麻疹與梅毒等，也順勢傳入了歐洲。

那是一個西、葡、英、法等大西洋沿岸的新強權崛起，重商嗜利的時代：

新航路的發現，開啟了新的全球性視野，卻導致了傳統地中海商貿路線的沒落，首當其衝的意大利經濟，除了威尼斯外，均呈現停滯的現象，貧富的懸殊與疫情的蔓延，導致藝術重鎮佛羅倫斯的自由共和政體，被集權的貴族統治所取代，於是「豪門勳貴」成為藝術家服務的新對像。

那是一個伊斯蘭異教勢力西向擴張的時代：

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等東方的文化元素與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快速地對話與交融，為藝術領域注入了一股嶄新的力量。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鄂圖曼土耳其人攻佔，基督教世界的版圖更侷促了。隨後，一場政治性的災難徹底地改變了意大利的藝術現況﹕西班牙國王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查理五世成為捍衛西方繁榮，領導西方世界抵擋回教大軍的救星。1527年，羅馬在查理領軍之下淪陷了，全城慘遭浩劫。長期以來意大利地區與西歐、北歐各國本就有藝術上的歧見存在，對「古典藝術」向來輕蔑的查理五世，尤其不願支持意大利的藝術家，不少藝術家因此浪跡四方。查理五世對於意大利的「城市自治」也不以為然，多數的城市因此被剝奪了自主權。更重要的是，查理五世本人與其領導集團的藝術品味主宰著當時大部份的歐洲，貴族社群對個人權勢的追求、財富的展示與對永生不朽的渴盼，也到了一種令人無法想像的地步，於是結合了勃根地式的繁縟矯揉與西班牙式的宗教狂熱的藝術創作，「矯飾主義」便得到了嶄露頭角的契機。

影響貢獻

羅曼諾1537年作品《提圖斯和維斯帕先的勝利》（Triumph of Titus and Vespasian），法國巴黎羅浮宮博物館收藏。
《註1》由羅馬教皇、法國和威尼斯等組織或政權所組成，是自中世紀以來「政教衝突」的寫照。

動盪的時代下，畫家要如何透過藝術創作追求永恆神聖的價值，展現藝術的真與美，有效地制衡或稀釋人性的嗜慾，力挽道德沉淪的狂瀾呢？如何讓人得以從觀看藝術作品中得到該有的體悟與提升，反璞歸真？「財富」與「權勢」，一次又一次地考驗著「藝術價值」的獨立性與超越性，三者之間如何權衡取捨？「美」的神聖與永恆，是否真的可以超越於人間殘酷與苦難的變化而存在？「矯飾主義」的荒誕與特異，實際上是從不同角度反映了這危機四伏的時代中，身為藝術家的憂慮與困境。

事實上，藝術作品就是藝術家的深層心靈表現，藝術家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透過作品來反應他所處的時代，「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環境是詭譎多變的，但當時的藝術家卻用他們的作品提升了人性，也超越了人性，彌補了現實社會與政治上的缺憾，清晰又不失尊嚴地傳達了人類最幽渺複雜的人性。真正的「藝術之美」總能成功地形塑出時代的輪廓與深度，同時也促成了社會的進化、昇華與人性的省思。藝術有時難免表現了一些黑暗憂傷或悲觀失落的事物，只要我們不陷溺其中，並試圖透過面對黑暗的歷程，排除、洗滌殘存在我們自身中的一些負面元素，提升我們自己。透過藝術作品，我們看到了人性的迷失與絕望，卻也帶來了救贖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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