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老師的教法
不管這些課文的意思多麼單純明確,但任何文本在理論上都可以用多種方式解讀。為了杜絕這種可能,中共的教育部門要求語文老師在講解完字詞句段章之後,再「畫龍點睛」地指出課文的「中心思想」,強制學生重複這些黨文化話語。比如上文提到的《小音樂家揚科》是小學五年級的課文,其中心思想是「舊社會剝削制度的罪惡」,老師要引導學生「懂得窮人的理想不可能實現,即使有才能,也要被埋沒」,要「激發學生憎恨剝削制度,同情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
(3)考試的導向
升學考試是各級教育的指揮棒。考試的命題趨勢對於教師和學生具有巨大的導向作用。也就是說,教學的重點受試題引導,而試題直接受制於中共政策。以高考作文題為例,1958年的全國題目是「大躍進中激動人心的一幕」,1977年的北京題目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上海題目是「在抓綱治國的日子裏」。近年的作文題目中這種赤裸裸的黨文化題減少了,代之以比較隱蔽的黨文化,比如「一分為二」的所謂的「辯證法」。1990年的「玫瑰花有刺」又讓國人重溫了一把中共的經典自辯詞:「主流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成績是9個指頭,失誤是1個指頭」,「太陽和黑子」。而1991年的「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其潛台詞是改革開放並不違背四個堅持,預示著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新啟動跛足經濟改革。
升學考試對於各級教育具有絕對的導向作用。中共控制了考試的命題權,就是支配了學生學習時間的分配和腦力的運用。中共把要強制灌輸的東西作為考試重點,學生不得不花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於學習其它內容的時間記憶那些黨文化內容。結果就是,黨文化像刀刻一般深深地寫進入了學生的心靈。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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