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大陸化香港陷困局

廖仕明（中國財經專家）

從1997年主權回歸之後，香港經濟進入慢車道是一個事實。這在世界銀行的人均GDP統計數字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由於香港人口增長，如果以GDP總數來看雖然比日本高，但和亞洲地區，以及美國和英國進行比較，結果和人均的情況相差不大。

香港是個神奇的地方，其經濟結構特殊且複雜。在中國大陸閉關鎖國的落後時代，香港經濟快速起飛，而在中國大陸開放初期迅速成長，但從九十年代末期開始明顯放緩。通過和其它國家地區的比較，尤其是和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地區的橫向比較得出的結論，似乎只有從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關係變化上才能找到主要原因。

三大中心的失落

八九十年代曾經是香港的黃金時代。香港人依靠自身特殊的優勢維持了高速增長，但也奠定了隨後的失落。八九十年代香港產業空心化，大量港資轉移到珠三角和中國大陸，充份利用內地廉價生產成本和對海外的制度對接及商貿人才創造了高增長神話。

香港的精英階層其實看到了危機，港府過去十多年希望加強香港的三個中心，即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貿易中心地位。然而這個策略明顯遇到巨大挑戰。隨著中國大陸的開放，港口、機場建設進入高潮，從中國轉運到海外的貨物不再主要依靠香港。同樣的，中國八九十年代出國留學的海歸人士，也把商貿機會從歐美直接帶回中國大陸。另一方面，香港和美國、歐洲不同的情況在於，在產業轉移到中國大陸之後，本身並未保留產品開發、設計等方面的優勢，因此轉口貿易實際上處於相當尷尬的位置。近年開始流行的貿易服務，則因為利潤率極低而艱難前行。

同樣，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雖然仍然維持，但也遇到挑戰。以最近市場熱炒的阿里巴巴上市的例子看，香港不可能像美國那樣接受合夥人制度，一個原因是香港沒有集體訴訟制度，小股東無法制約公司高層，另外，香港也無法提供一個強有力的對抗中國大陸大企業的司法和政治支持。美國人不擔心大陸企業的強勢，但香港卻無法不擔心。

無論是商貿還是金融，香港的優勢在於獨立的以及能和西方接軌的司法制度，以及完全徹底的資訊自由流通。然而很明顯的，這兩個優勢，在九七之後正在被削弱當中。

政府政策失誤

最近十多年，香港人的創新能力明顯下降。在香港街頭，已經很難見到香港的品牌，無論是服裝還是其它產品都是如此。香港曾經在東亞和東南亞領導潮流，現在已經完全失去了優勢。甚至連音樂歌曲和影視劇，都已經漸漸失去了原先的主導地位。即使是大中華區內，香港歌星、電影和電視劇集，不單無法和韓劇、台劇抗衡，甚至落後於中國大陸。

香港政府努力維持本港的優勢，但卻開錯了藥方。政府計劃開發更多的土地，修建更多的鐵路和港口，但卻忽略了香港最重要的軟實力優勢——人才和創新。

香港幾乎完全錯過過去十多年的技術突破創新，無論是資訊產業還是生化產業，香港完全處於世界發展前沿的周邊。香港政府花費鉅資大學研發，卻完全無法在香港形成產業。香港的互聯網，甚至落後於中國大陸，隨便點開香港企業開設的網頁，隨處可見的都是上一個世代的技術，和最新潮流似乎完全脫節。

香港的移民政策，除了被動接受單程證之外，主要接受中國富豪。然而這些人除了購買香港的豪華住宅，推高樓價之外，幾乎沒有對香港經濟做出貢獻。即使他們在香港註冊了公司，但營運、市場都在香港之外，僱員也少有港人，也不會向香港貢獻任何稅收。

未來仍不樂觀

實際上，香港的現狀似乎是一種難以逃脫的命運。所謂「水往低處流」，香港的完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大陸開放之後，資本、技術和人才被抽走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而香港也必然面臨諸多的政治和政策難題。比如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以港元和美元掛鉤，受到美國聯儲局金融政策的限制，但人民幣結算中心的地位，在政治和政策上卻要看北京的眼色，這種政經分離各方拉扯之下，如何平衡是一個大難題。

過去三十多年，香港因中國經濟的發展而獲利，所謂福兮禍所附，香港也無法避免中國大陸政經弊端所帶來的有害之處。當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逐漸放緩，房地產泡沫破滅，金融危機甚至引發經濟危局的時候，香港所受其累將遠遠大於其它地區。這點絕無可疑。

而香港唯一可依據的，是與中國大陸制度上的藩籬，包括獨立的司法體系、公正高效的公務員制度，以及獨立媒體和資訊自由流動。在未來可能的困局中，這些都是港人努力保護唯恐不及的價值。中共政府插手香港事務，對香港的未來有害無益。而如若梁振英之流，加速香港在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觀方面中國大陸化的進程，則未來的危局絕不可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