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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余鋼
「短短二十年，香港因為『開放自由』所帶來的領先多元與『見多識廣』，一下子不見了，台灣固然趕上來了，大陸也因為某種更便捷的訊息流通也趕上了一部份，我們現在也不能完全假設中國大陸的『封閉壅塞』，它已經因為網絡外聯以及旅行移動，變得有一定程度的『訊息豐富』，管制雖然還在，但知識圈並不是孤立的。」——節選自詹宏志《〈雪爪追踪〉閱讀香港》
十一期間，筆者在街頭遇到兩位來自珠海的女大學生。令筆者震撼的是，其中一位斯文漂亮的女孩怯生生地對筆者說：「我可不可以大膽講出自己的想法？可能我的想法和父輩祖輩都不同，我希望能有機會選出自己心目中的領導者，能代表百姓講話。」另一位女孩則大方爽快地說：「我要一張選票！我都20歲了，還未見過選票……」
她們說，很怕長大後一旦進入社會，殘酷的現實會將自己的棱角磨掉，心中堅持真理的那團火會被熄滅……筆者眼眶有些濕潤，卻感到欣慰。在她們身上，我看到了希望。於是，筆者想起了一位剛剛見過面的對台灣社會極有影響力的人物，一個當年從台灣封閉戒嚴的社會中一直試圖尋找途徑走出來的當時的年輕人——詹宏志。
謙卑溫和 出手「翻天覆地」
用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盧健英對詹宏志的介紹比較貼切，她說：詹先生是一個很溫和的人，但是每一次他只要一出手，就會在台灣造成一個「天翻地覆」的文化事件。他做電影，有了《悲情城市》；參與流行音樂，有了羅大佑；90年代新媒體《明日報》誕生，讓台灣只有兩個媒體環境下的人膽戰心驚。一年後，《明日報》關閉，也讓詹先生上了《華爾街日報》的頭條，但是，另外兩家壟斷媒體好像開心的日子也沒有太久……後來，詹先生成為全台灣最大的購物網站PC home 網絡家庭出版集團創辦人。最近一次的「翻天覆地」事件，是他寫了一篇名為《我打交道的公務員是一群有禮貌的失敗主義者》……
9月28日詹宏志應光華文化中心之邀，來香港做台灣式言談。當57歲的他拖著感冒的身軀站著為大家講了2個小時的故事，又和幾位晚輩記者親切地聊了一個小時後，筆者為他流露出的真誠謙卑感到敬佩。難怪香港很多知識界名人都靜靜走來捧場：梁文道做主持，專欄作家、香港私房菜創始人劉健威，知名媒體人程翔以及多位各界名人都到場，洗耳恭聽。
中國夢——官民「同床異夢」
詹宏志說，最近去北京，一下飛機便到處可見「中國夢」的各式標語。中國夢成了大陸的熱門話題，從官方到民間，令中國變成了一個標語的國度。
中國夢之前，人們熟悉的是美國夢。從官方到民間到媒體，很直接的告訴你，美國夢有一個允諾：那是一個自由之地、機會之地、公平競爭和講遊戲規則之地。因此，詹先生的解讀是：「美國夢是個人主義的夢，是不管美國的。換言之，我在美國可以成就我的夢，我並沒有義務要把美國變成那個樣子。」
中國夢卻不同，是「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是要整個民族為它復興，才能完成的夢。即所有人做事都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夢，而是要先把中華民族的夢整個的復興起來！
詹先生說：「這倒是有一個很重的國族情節。只是這樣的夢，我有些害怕，到底是真誠的夢想，還是虛偽的命題？抑或是叫出來壓迫別人的一種道德教訓？這樣的夢有點危險，它有可能會令政府和人民之間『同床異夢』——社會有一個大的夢想，而老百姓卻另有其夢。」
詹先生認為，民間追求公益，追求更大的社會公平，更大的正義，這個夢很真實，但求公平和正義的夢與求國族復興的夢，不見得沒有摩擦，那是風險所在。
台灣夢——未竟之夢
左：詹宏志應邀來香港演講「台灣為何重要和她的幾個冒險故事」，香港媒體人梁文道做主持。（「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官方網頁）
右：演講前，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盧健英致歡迎辭。（「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官方網頁）
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台灣人，都曾親歷過一個力爭上游的台灣。50年代初，台灣面對各式各樣的難題：早期日本統治時，很多重要的業務和工業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上，日本人撤退時，認為台灣沒有能力和技術來接管電力公司，然而，國民政府中的工程師，拿出勇氣、意志跟氣魄，接下這個挑戰，從國外引進技術，一點一滴地建造起來。
經歷了白色恐怖時期，70-90年代，很大一部份台灣人追求的是公義之夢，做自己的主人的夢。直到台灣有了民主選舉，直到政權之間能夠和平輪替，而不是一方將坦克車開上去擺平另一方。雖然，台灣人自己選出的總統一個貪腐、一個無能，但起碼令他們懂得：「民主運動一路走來的代表人物未必不腐敗，潔身自愛的好人未必能做一個稱職的領袖。」
詹宏志說，沒辦法，台灣人只能怪自己眼光太爛了。不過，在華人社會裏，只有台灣人可以自豪地說：「這有甚麼關係！兩個沒選好，還可以選第三個、第四個。用200年算，我們還可以選50個，當中，選到壞的機率很高，選到好的，還是有機會吧？！」
香港夢——造夢•無夢
左：香港著名設計師劉小康到場支持。（「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官方網頁）
右：香香港各界名人到場支持，並與詹宏志先生合影留念。（「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官方網頁）
詹宏志認為，香港在過去華人的社會裏，是一個造夢之地，東方荷里活，可是，社會又有一個擁擠、急躁的特質。因此，很多香港知識人批評香港是一個無夢之地。
詹宏志回顧80年代香港對他的影響，在那個求書若渴的年代，他是如何從香港獲取台灣滿足不到他的求知欲和影響的。而60年代，香港的《讀者文摘》曾是中文指標的象徵，亦是台灣人學中文必看的佳作，但80年代開始，香港的報章開始本土化，雖然香港人看起來比較親切，卻令詹宏志認為：「找到自己，失去了別人。」從此以後，華人社會除廣東人外，沒人能再看懂香港報紙。
談到香港近年的街頭衝撞和體制對抗運動，詹宏志認為：「怎樣保持香港性，不會變成中國的另一個城市，這是香港實質的困惑。香港這幾年大部份的議題都是內部製造的，對既有形態不滿，現有政治不能反映百姓需求，政權不是由民間發聲、民間授權的，越來越覺得這個社會跟政治權利的組成是脫離的…… 」
他認為，這是香港近年一直呈現的焦慮，害怕自己內地化了，跟中國大陸變得一樣，這是兩個力量的一個拉扯。「我的看法是，一國兩制的基本精神是讓香港做香港五十年不變，最好是再加一句，再五十年也不要變的話，我認為這對香港會非常有力量，會變成中國最有價值的資產。如果把它變得更可管理或概念上更接近中國大陸，我覺得對香港是沒有好處的。」
他認為，政治權利跟民間沒有匹配性。香港的位置不同，和其它社會的衝撞不同，他要求的時間、速度和大陸不會一樣。這件事考驗中國領導人的智慧，怎麼對待香港。
媒體向強權低頭 未來角色轉換
談到個人的未來大計，詹宏志說，從1974年到現在，已經工作了近四十年。「我希望放下職業性工作去做完全不顧現實的事。希望能做一些傻事，更傻的事。」
不過提到近年台灣和香港有媒體「染紅」的傾向，越來越多的媒體人失去風骨和專業操守，不對大面積發生的社會現象和事實去做客觀公正的報道，而是面對強權三緘其口……
詹先生遺憾地表示，「現在的媒體不只是一個媒體，而是一個企業。企業會有一個行為是『趨利避陷』」。某種程度上向中國的政治力量至少保持一個友善的關係。比如「壹電視」在台灣上不了架，他們認為如果讓「壹電視」上架 ，可能會得罪了大陸政府。詹先生認為，「這件事不見得是真的，但他的內心只要一有這樣的考慮，這件事就不會發生了。」
他說：「在台灣和香港，我能夠想像這些媒體企業組的考慮，但這兩個地方未來的機會不在這裏。現在媒體的環境，特別是用互聯網做的非常危險的媒體，這是無從收買、無從全部管制的。所以，它帶來的變化我覺得是大的。集中性的媒體未來的角色不會這麼重要。」他認為，大報大電視未來將不重要，但他們的行為往那裏走，看起來是民間企業的行為，自由度上會有不同的遺憾。◇
台灣知名媒體人，台灣網絡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TIEA）理事長詹宏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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