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治國 以德配天 古代帝王‧罪己詔

中國神傳文化認為：「君權神授、天人合一」，天象的變化對應著人世的興衰，從而促使君王能敬天知命，造福百姓。

古人認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上天的眷顧與「天子」的個人德行息息相關，天命只會眷顧「有德之君」，一旦「天子」失德，就會影響到王朝興衰，「失德之君」最終都會被天命所遺棄。

天災源於人禍。古代有德行的君主，都視其為上天對自己的警誡，於是或反躬內省以明其志；或從善納諫修正己過；或先示罪己詔，再施以仁政，均以天災自省，以百姓安居樂業為善果。

【罪己詔•起源】

　　「罪己詔」的起源，古人認為是自「禹、湯罪己」開始的。據古籍記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無意中看見了犯罪的人，就傷心地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帝王，於是自省自責，主動承擔失查的責任。

　　商滅夏後，湯也發佈〈湯誥〉與天下，檢討他自己的過錯，〈湯誥〉中云：「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後，適逢商連年大旱，五穀不收，負責宗教祭祀的大臣說，要用人為犧牲，向上帝祈禱求雨。於是，湯「剪髮斷爪」，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民大悅，雨亦大至。「禹、湯罪己」遂成為後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詔」。

　　《詩經》中的《周頌‧小毖》是周成王的罪己詩，《尚書》中的〈秦誓〉是秦穆公偷襲鄭國慘敗後的反省，其文曰：「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提出了一國之君與 國家安危的關係：國家有危險，是因為我一人之過；國家安寧，也是因為我的原因。

(大紀元)

　　漢武帝即位早期，勵精圖治，雄才大略，但晚年時開始窮兵黷武，大造宮室，揮霍無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盜並起，天下板蕩。另外，巫蠱獄興，衛皇后和太子劉據俱死於此，株連甚廣。不久，漢武帝即察知太子無辜，乃建「思子宮」，以實際行動自責悔過。

　　第二年，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當群臣之面自責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還追悔曾屢受方士欺騙往事，說：「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隨後，他又駁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輪臺（即新疆輪臺）的奏請，決定「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此「詔」就是歷史上所說的〈輪臺罪己詔〉。

　　至此，漢朝的統治方針發生轉變，回到了與民休息、重視發展經濟的軌道，從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樣迅速敗亡的結局。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語，漢武帝「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輪臺罪己詔〉

《輪台罪己詔》：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漢武帝劉徹所下的一道自我反省罪過的詔書，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皇帝正式自我批評的文件。

(維基百科)

　　看到蝗蟲吞噬莊稼，唐太宗說，糧食是百姓們賴以生活的根本，而你們蝗蟲卻把糧食吃了，這是在禍害我的百姓啊！縱然是因為百姓們有過錯，上天降下你們以示懲誡，但那也是因為我這個做天子的沒有盡到責任，而罪不在百姓。

　　於是吞食掉了手中的蝗蟲，下〈罪己詔〉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他為了百姓有飯吃，寧願上天把一切災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太宗為民請命的行為感動了上天，不久以後，蝗災果然就漸漸地消去了，也是從這一年起，太宗在位的數十年裏，蝗蟲不再為害。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續大旱，憲宗李純乃「罪己」求雨，甘霖沛然而降。有官員主持盛修安國寺，奏立盛德碑，為皇上歌功頌德，憲宗令毀此碑。

元和七年，唐憲宗輕信了廟堂官員御史關於淮浙水旱災的不實彙報，對地方官的真實報災表示懷疑。此事一經宰相李絳指出，憲宗當即認錯：「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雖然說錯了幾句話，也要自我檢討，委實不易。

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

天災：京師長安及附近的地方大旱，蝗蟲成災，吞噬百姓的莊稼，甚至在御花園中都能看到飛來的蝗蟲。

(維基百科)

　　面對大地震帶來的嚴重的災情，康熙要求趕快查明災情，救濟百姓。他下令戶部和工部撥款震災，由於地震房屋傾倒而無力修葺者，旗人每間給銀四兩，民間房屋則每間給銀二兩。地震中有死亡人口的家庭，不能棺殮者，每人給銀二兩。對於受災地區的百姓，減免賦稅，以利賑災，並且發放糧食，解決災後饑荒問題。

　　康熙皇帝在〈罪己詔〉中言道：「朕御極以來，孜孜以求，期於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協，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職業，以致陰陽不和，災異示儆。」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災難，康熙皇帝認為責任全在君臣上下沒能盡心盡責治理好國家，所以遭到了天譴。他遣官告祭天壇，並數次率諸王、文武官員詣天壇親行祈禱。

　　康熙皇帝找出官吏的六項「弊端」，認為這就是「召災之由」，並指令九卿詳議，由吏部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

　　這六項「弊政」為：一是民生困苦已極，地方官吏諂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諸王將軍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錢糧分數及給發銀米賑濟，地方官吏茍且侵漁，以致百姓不沾實惠；五是大小問刑官員枉坐人罪，恐嚇索詐；六是包衣下人及諸王貝勒大臣家人侵佔小民生理。康熙皇帝指出：「有一於此，皆是致災。」

　　《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在天災人禍面前能夠自責，反省懺悔自己做錯了甚麼，從而修正自己的錯誤，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找到避免天災應對人禍的方法，這充份體現了古代明君的良知，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之一。◇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時

天災：京師發生了八級強烈大地震，給京師及周圍的州縣帶來深重劫難。「官民震傷不計其數，至有全家覆沒者。」一片房屋傾倒、民眾傷亡的慘狀。

古代有德行的君主，都視天災為上天對自己的警誡。（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