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10月5日下午在台北小藝埕舉行新書發表會,細數40年人生轉折,文化評論家、陽光時務台灣總監張鐵志與歌手陳昇均出席與之對談。
《王丹回憶錄》自序寫到:「在過去40多年的人生歷程中,我經歷過中國70年代末的巨大轉折、80年代理想主義的高昂;我參與過89民運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我也在20幾歲就承受了黑牢的煎熬;我見識過人生的險惡,我也體會過生活的溫暖;我在中國成長,在美國完成學業,在台灣工作;我是政治反對派,我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和創作者,我更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我將要講述的這所有經歷,都見證了一個人,一個時代,一個242頁王丹寫著,國家。」
王丹說,現在許多大陸年輕人試圖尋找六四真相,他希望能提供一些個人見證。他提到在六四發生前的歷史背景,「當時整個社會基本比較開放,領導人也比較開放,在當時那個年代,我們關心國家、社會是一條正規的路,這正是社會對每一個學生的要求。」
六四:中國最黑暗的一天
回憶錄中寫著:「1989年6月4日,這一天,成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6月3日下午我離開天安門廣場,回到北大繼續主持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例會,當時我們正在為籌組全國學聯的事情與各校代表積極協商。6月3日深夜,我的一位同學從天安門廣場附近打電話來,泣不成聲地告訴我:當局真的開槍殺人了,他的手上,現在就沾染著身旁死者的腦漿。」
「我聽到以後幾乎無法呼吸,心臟好像停止了跳動,只覺得腦袋裏嗡的一聲,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思考能力,似乎無法運作了。後來我幾乎是下意識地來到北大廣播站,召集同學準備騎車去廣場支援;但是有同學回報說,現在整個長安街已經完全被戒嚴部隊封鎖,根本進不去了。然後,陸續有同學從長安街附近撤退回來,每個人都是瘋了一樣,兩眼血紅,各自講述自己對屠殺的見證。」
記者會上,王丹說:「外界比較把我們塑造成悲劇英雄」。在六四是學生領袖的王丹表示,我們有過輝煌,在天安門廣場被萬人、媒體追捧,也坐過牢,人生一定有得有失。但「我覺得今天真正的悲劇是那死難者和家屬,他們才是真正甚麼都沒有得到的人。」
中國民主靠人民再上街頭
王丹說,現在的中國大陸空有全身肌肉,內在精神卻是空洞的,但在1980年代是很有靈魂、很有精神、追求民主自由向上的時代,曾有過的美好現在被大家遺忘,「我覺得很不平,不希望外界對中國的印象是現在大家所認知的『金錢中國』。」
他表示,在回憶錄中,花最大篇幅寫的是1987到1989年,大陸精神最蓬勃的時代。希望年輕讀者可以從中體會當年民運人士上街頭的目的,體會人民自由才是國家民族尊嚴的來源。同時,他希望藉由這本回憶錄,讓當年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能夠薪火相傳,鼓勵這一代年輕人追求真相、說真話,關心國家社會發展。
王丹認為,中國的未來要靠老百姓,老百姓如果不集體表達意願,政府沒有壓力,自然也懶得改變。因此中國未來的契機在於有無第二次人民再上街表達追求民主的願望;若有,中國才有再一次開放,如果人民不站出來,靠政府是沒希望的。
記者會中,陳昇以創作者的身分坦言,身在台灣很幸福,且身為創作者,不管做甚麼事都應該要有自由。
張鐵志則表示,《王丹回憶錄》的重要性是當年中國80年代許多知識分子或文化界人士努力對中國民主做召喚,他認為,台灣和香港應思考和中國的關係,無論是參與推動中國民主或思考自身利益,台港很難與中國切割。
王丹對陳昇提出的「自由人」表示肯定,「甚麼是值得驕傲和自豪的東西,絕不是錢和槍。」他希望年輕讀者能看到一個國家的人民有自由,這個國家才能被人尊重。「當初我們就是抱著這個理念才上街的,也希望讀者能接受這樣的理念。」他期盼大陸、香港年輕學子看完此書後說:「他們幹過這麼一票,我們也來幹一票。」如此,這本書就沒有白寫。
中共與其制度 妨礙兩岸友好
至於面對兩岸交流越來越頻繁,有人擔心中共以經促統,對台灣長期發展不利。王丹認為,這個問題固然要面對,但他更憂慮在開放陸客或陸生來台後,反而造成台灣民眾對於大陸人民的不認同感越來越強。
他認為,大陸經濟崛起,但人民素質卻沒有提升,使兩岸「因為接近而疏遠」,但非雙方人民的問題,妨礙兩岸友好的因素其實是「中國共產黨與他們製造的制度」。他希望不管兩岸怎麼發展,人民之間應該是友好而非對立關係。
王丹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之一,他曾3次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很多人稱譽王丹為「民主鬥士」,並在海外持續推動中國民主化與中國人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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