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三:灌輸手段(四)(4)


從小學到大學,中國的學生一直要上政治課,課時之長,課程之多,要求之嚴,古今中外僅見。(大紀元插圖)

中學語文課本收錄最多的是毛澤東和魯迅的文章。毛說:「反對自由主義」,魯迅說,五千年歷史,滿本寫著兩個字,「吃人」,要「痛打落水狗」,「費厄潑賴應當緩行」。這些篇章,很多部份都要背誦。

(2)老師的教法

不管這些課文的意思多麼單純明確,但任何文本在理論上都可以用多種方式解讀。為了杜絕這種可能,中共的教育部門要求語文老師在講解完字詞句段章之後,再「畫龍點睛」地指出課文的「中心思想」,強制學生重復這些黨文化話語。比如上文提到的《小音樂家揚科》是小學五年級的課文,其中心思想是「舊社會剝削制度的罪惡」,老師要引導學生「懂得窮人的理想不可能實現,即使有才能,也要被埋沒」,要「激發學生憎恨剝削制度,同情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

(3)考試的導向

升學考試是各級教育的指揮棒。考試的命題趨勢對於教師和學生具有巨大的導向作用。也就是說,教學的重點受試題引導,而試題直接受制於中共政策。以高考作文題為例,1958年的全國題目是「大躍進中激動人心的一幕」,1977年的北京題目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上海題目是「在抓綱治國的日子裏」。近年的作文題目中這種赤裸裸的黨文化題減少了,代之以比較隱蔽的黨文化,比如「一分為二」的所謂的「辯證法」。1990年的「玫瑰花有刺」又讓國人重溫了一把中共的經典自辯詞:「主流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成績是九個指頭,失誤是一個指頭」,「太陽和黑子」。而1991年的「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其潛台詞是改革開放並不違背四個堅持,預示著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新啟動跛足經濟改革。

升學考試對於各級教育具有絕對的導向作用。中共控制了考試的命題權,就是支配了學生學習時間的分配和腦力的運用。中共把要強制灌輸的東西作為考試重點,學生不得不花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於學習其它內容的時間記憶那些黨文化內容。結果就是,黨文化像刀刻一般深深地寫進入了學生的心靈。

(4)新近的趨勢

曾幾何時,小學生的人生第一課就是「毛主席萬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現在的課本「進步」多了,到了小學一年級下冊才羞答答地推出「鄧小平爺爺植樹」。杜甫的名句,「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不是直接寫詩人對孩子的想念,反而說小孩子還不懂得想念父親,角度新穎、情味雋永。現在的語文課本,很多課文都是用這個技巧編造的。小學生不需要喊「四個偉大」了,卻要和「鄉親們」深情地回憶,「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以前鼓吹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現在講述這樣的故事:留學生海外漂流遇險,想拿大衣換一塊麵包,老闆(西方人)不肯。可是看到學生脖子上的一面五星紅旗,「老闆眼裏閃出亮光」,非要用麵包換紅旗。留學生大義凜然,拂袖而去,老闆於是深受教育。政治課宣講「一個中國」,「不排除使用武力」,語文課則從台灣沒有雪講起,最後用老師的話點題:「那裏(北京)的小朋友正盼著你們去和他們一起玩呢!」

這套新近出版的小學語文課本從第二冊開始,系統灌輸「紅領巾」、「十月一日——祖國媽媽的生日」,用故事講述中共的台灣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經濟政策,等等,思想單純的少年兒童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大量黨文化內容。

現在的語文課本加入了很多有時代氣息的作品,但我們必須看到,語文課仍然承擔著相當重要的灌輸黨文化的功能。這是因為,第一,黨魁文章仍然佔據一定篇幅。第二,與眾多文學名篇並置在一起,黨文化篇目也自然獲得了文學名篇的地位,也就是被「經典化」了。當學生用這些黨文化篇目學習文法和修辭的時候,已經把內容當成自然、當然、甚至必然的東西,毫無戒備地吸收了。第三,目前應試教育中的技術至上化傾向把學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大量無謂的細節,對文章內容既無興趣又無能力探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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