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固執而持久地過這種生活」——梁耀忠翻看30年香港發展軌跡

梁耀忠對爭取中國實施民主政制不遺餘力。（攝影：梁路思／大紀元）

【大紀元記者梁路思香港報道】街坊工友服務處今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設立的年宵攤檔，將售賣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的著作──《我固執而持久地，過這種生活》。這本書可說是梁耀忠的回憶錄，透過其親身經歷，展現70年代以來香港的發展軌跡，見證30多年來香港的社會環境及社會運動，亦有他感性的內心剖白。梁耀忠猶如電影《阿甘正傳》裏的阿甘，在書裏細說香港往事。

據梁耀忠介紹，原本無心插柳，後來在朋友慫恿下開始寫書，起初希望找人代筆，之後總感覺別人寫不出自己的味道，索性自己動筆。他不會打字，在出書前的2年裏，用手寫板完成了這本15萬字的著作。他說，很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閱讀此書，都有共鳴和同感。他希望把書留給兒子，讓他明白做人一定要堅持，不要輕易言棄；面對社會不公，應出多一分力來尋求改變。龍年即將到來，梁耀忠把為數不多書擺放在年宵市場，供給市民購買。

梁耀忠草根出生，19歲遠赴英法兩國求學，78年回港，開始教書生涯及從政之路。他和其他民主派議員一樣，在香港的民主路上固執而持久地追求，在議會內外抗爭。

首次為民主抗議

梁參與社運幾十年，參加過的大小遊行不計其數。不過他在書中透露，他第一次參與社運是讀書時期的70年代，在英國唐人街參與「反貪污，捉葛柏」（前退休香港警察隊總警司）大遊行；到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後，他和中國大學生首次到英國倫敦中國大使館抗議，要求中共結束一黨專政；到80年代，他首次上北京，在來福槍下，向人大遞交2萬3千多個簽名；89年六四民運期間，他上京送錢支持民運學生。

80年代的港英政府，逐漸開放民主選舉，到94年完全取消議會委任制。但香港主權移交後，民主發展不進反退，功能組別、立法會分組點票依然存在；人大訂下民主發展五部曲能否帶來真普選，仍是疑雲重重；中共利用香港資源大肆滲透，民主路越走越窄。但梁耀忠欣慰的是，多年來對民主的堅持與追求下，民主的種子已在開花。近年維園的六四燭光晚會有越來越多年輕人參與，支聯會籌款箱更多了很多人民幣。在近年的六四論壇上，越來越多大陸民眾斗膽直言，抨擊獨裁政權。民主結果雖不知幾時會誕生，但相信民眾已在覺醒之中。

來福槍下驚魂上京

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後，梁耀忠到倫敦中國大使館抗議。大使館的2、3樓窗戶有人用相機對著他們拍攝，很多人擔心被秋後算帳或牽連家人，要戴上面具遮掩，梁當時沒有戴，還在喊「結束一黨專政」等口號，愈喊愈起勁，感到理直氣壯兼自豪。回想起來，他說，不是因為自己年輕不怕虎，而是覺得自己做的事根本沒錯：「為甚麼要掩飾自己？也覺得遮住面去抗議，人家都看不起，就是你對自己信念都不是很堅持，人家更不會理你。」

1986年，為聲援國內民運人士敢於公開提出政見和訴求，他與劉健芝等人代表四五行動等民團上京，準備遞交2萬3千多個簽名予人大，要求中共當局釋放政治犯。他們疑被跟蹤拍照，在人民大會堂門前，更有大批公安築成人牆阻隔前進，遠處建築物的屋頂竟然有武警手持來福槍瞄準。他表示，當時也不害怕開槍，只覺得行為很可笑，一個政府面對9個人，竟動用這麼多軍隊：「當時不相信他們會開槍，因為如果開槍，它怎麼向國際社會交代呀。」

聲援八九學生感觸深

1989年6月4日，中共屠殺民運學生震驚世界，到如今，六四仍是港人心中最痛。

早在1989年5月下旬，梁耀忠代表四五行動帶上5萬元捐款前往北京，送給天安門的大學生，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二次到北京，也是直到如今的最後一次。

在一個天陰下微雨的早上，北京一個隧道濕漉漉的地上，一群遠道而來的大學生僅用報紙鋪在地上過夜，讓他感觸良多。他說，感覺那些年輕人為了理想，那麼辛苦都堅持捱下去。他憶述有學生表示，一定要來北京支持天安門留守的哥哥姐姐，不能夠走，一定要堅持到他們完成這個抗爭為止。

另一個場景是到郊區探望想阻隔軍隊入城的北京市民。當時郊區還算平靜，市民們在馬路中間堆上沙包，希望阻擋軍車軍隊入城。雖然只是簡單物品，但能看出民眾熱誠又複雜的心態：他們擔心軍車挺進，就做一些路障阻擋，但又明知道軍車真的進來，他們根本阻擋不了。

最後，他在天安門廣場遇到香港來的朋友，知道香港有100萬人遊行支持北京學生。當時他就和那些香港人一齊拉住橫額，繞天安門廣場走，一邊走一邊對留守的學生喊：「『今天有100萬香港人支持你們』，那時很開心。當時的心情很激動。」

如今89民運已過去22年，中共仍不敢面對歷史及平反民運。梁回憶往事，當年所見所聞依然歷歷在目。他說，當年雖不相信學生運動能推翻一黨專政，但運動能牽起民眾認清政權，民眾意識的成長更重要。

細數成長艱辛歲月

梁耀忠亦在書中回憶孩童歲月及求學的艱辛。他說，5、60年代，香港以工業和轉運業為主，他一家六口人住在佐敦一個不足100尺的板間房內，兄弟姐妹四人要睡特製的三格碌架床。梁的媽媽就是外發車衣工，兄弟姐妹偶爾也會接膠花回來穿，以賺取微薄收入。

19歲的梁耀忠，和所有年輕人一樣，都有過迷茫的青春時期。後來他自己揍錢遠赴法英兩國求學，那時口袋裏只有1,000元港元和一張回程機票。初到外國，他試過一個月不洗澡的日子、三餐不濟，要餓著肚子等開工，甚至要到唐人餐館請老闆打發一餐飯和路費。到學業結束，他因欠交學費，無資格參加畢業禮，一生也沒機會戴上四方帽。

梁耀忠1978年回港，後來承繼民運人士劉山青的新青學社，並改組為「街坊工友服務處」。他自1985年起當選區議員後，在葵芳選區連任至今，2003年區議會更以全港最高票連任，成為票王。1991年首度參選立法局落敗，1995年通過立法局新九組的紡織及製衣界當選。

1996年，他在立法局會議中以一句「臭罌出臭草」諷刺反民主選舉，被時任立法局主席黃宏發驅逐，成為立法機關歷史上首名被驅逐出場的議員。1998年，他再成功當選立法會議員，並在2000年、2004年、2008年的地區直選中連任新界西立法會議員。

2010年，梁耀忠不支持公民黨和社民連發起的「五區公投」，並曾建議兩黨取消五區辭職行動，受到網民極大反響，有政黨更批評他不是梁耀忠，而是藝人梁榮忠或建制議員譚耀宗。

記政圈二三事

《我》書中亦透露了梁耀忠20多年的社運及政圈生涯中，議員間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容。

1995年，模特兒彭楚盈失蹤，1999年屍體被發現在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胞兄方曼生的一處寓所，由於案件疑點重重，梁耀忠參與了解及調查，雖最後都要放棄追查，但2007年，陳方安生找了很多民主派議員支持立法會補選工作，卻從未找過他，共事7個月，儘管出席相同會議和共進午膳，但他和陳從無交談半句。

1991年立法局首次直接民主選舉，民主派在新界南選區有李永達、陳偉業和梁耀忠自己都想參選，但當時的選舉是以雙議席單票制進行，民主派3人之中必有一人需要退選。後來在葵青、荃灣、離島的民主派聯席會議上，互選兩人出來參選，結果李永達最高票，他得第二，陳偉業第三。當時，陳偉業難接受投票結果，拍案離場。原本應和自己拍檔參選的李永達，最終也違背投票結果，夥拍陳偉業參選。

當年雖首次參選落敗，但梁耀忠與已擁有兩屆區域市政局議員身份的陳偉業相比，票數仍相當接近。1995年，梁再次參選，終於晉身立法局議員。但他和陳偉業從那時開始到如今，即使見面，都無打過招呼。

他說，把這些事情講出來，只是想讓人了解民主運動的另一面，社會大環境裏面有的可以改變，小環境也需要改變。

70年代末，社會運動、民主運動蓬勃，但亦有小的聲音被壓逼，在很多抗議場合，不是大會的橫額便不准拿出來使用，民間發聲難。直到89年六四遊行後，因為遊行人數太龐大，主辦單位根本控制不了，所以不同的橫額、海報才可拿出來展示。他說，六四之後的民主程度開放了很多，一改過去不少示威的獨裁感覺。

80年代後，港英政府試驗性成立觀塘區議會，到1982年，在全港18區成立區議會，市民可以直接選舉，形成代議政制。當年，18區的立法議席佔14席，當時港英政府在個別事件和政策上，都給予當時的民主派港同盟方便；不過時過境遷，現在的特區政府把方便都給予建制保皇黨。

爭基層權益 難忘工人辛酸

梁耀忠還在書中透露了很多為勞工階層、工友抗爭的經歷，例如為等候英女皇發落的少年犯爭取明確刑期、為植物嬰兒爭取權益，80年代亦多次用工業行動為工人打拼。90年代的26座問題公屋醜聞、為殘疾人士爭取及交通津貼、最低工資、金禧事件等等，貫穿港英政府到現屆特區政府。

他說，最難忘的是80年代，香港的工業發展正在走下坡，但很多廠家不顧及工人的職業安全，工人為了糊口，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危。書中工人的手掌，透露了很多工人為工作失去手指，正是當年工人的縮影。
15萬字的歷史內容，不能一一盡錄，每一個歷史片段，都是港人的親身經歷。梁耀忠說，只是將自己成長過程的階段，以一段一段故事的形式寫出來，「社會問題的是與非不是分析得到，由自己的經歷過程本身都可以反映出是與非，不需要多講。」

他透露正在準備寫另外一本書，主要是關於自己多年處理的個案，目的是映射社會問題，希望引起關注，讓問題不至於一再重複。他希望市民的民主意識有所提升，因為民主制度只是一個軀殼，民眾參與意識的成長，才是靈魂。「政治就是眾人之事，眾人之事就要眾人去關心，如只有個人去關心，容易產生獨裁，民眾不參與亦無意思。」◇

梁耀忠手持《我固執而持久地，過這種生活》回憶錄，接受本報訪問。（攝影：梁路思／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