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風暴肆虐、自由經濟蒙塵下---緬懷 夏道平先生（上）

雷震先生（網絡圖片）

夏道平先生早年在台灣白色恐怖、顛沛流離的年代，不但勇敢秉持自由經濟理念痛批時政，卻又能免於牢獄之災的神奇能耐，一直令人好奇和津津樂道。
他究竟如何在平凡中展現偉大，成就其典範呢？

他所堅守的理念又具有甚麼內涵呢？

自由民主和經濟自由理念，兩者之間的關係異常密切，但同時兼具兩者的思想家卻極為罕見，夏道平先生卻正是這樣的一個「稀有人物」。雖然夏先生名氣不算很高，但其學養和風範，確有如和煦的春風，也像涓涓的細水、長期耐心傳佈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理念，影響極為深遠；在此人類生死存亡的重要時刻，更凸顯其光輝和重要。

在金融海嘯肆虐，自由經濟、自由市場被誤解、誣衊的現時，更讓我們深深感念、緬懷夏先生，此時也是重新將夏先生的得道歷程，以及他一貫堅持的自由經濟、政治民主自由理念與精神，加以闡述、詮釋的良機。我們就由夏先生的如何走上「自由經濟」思路開始談起。

走向「自由經濟的思路」

夏先生在1907年5月誕生於湖北省大冶縣保安鎮的一個九代同堂大家庭裏，是父母的獨生子，全鎮人口不到一千人，都以開店舖做生意為生。他的家算是一鎮的巨富，也是地主階級，因而請得起家塾老師。在四位老師中，長於詞章學、作文講究謹嚴的桐城義法的杜星符先生最有啟蒙作用，夏先生寫的文言文和白話文，其佈局、結構、字斟句酌的不苟且草率，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

在因緣際會中，夏先生以「同等學力」考進新制學校，之後於1929年考進武漢大學文預料，兩年畢業後直升到大學法學院經濟學系。武大畢業後，夏先生留校當助教，本想趁機多讀些書、學好外語、準備公費留學考試，奈何兩年後抗日戰爭爆發了。在往後動盪的八年中，武大遷到四川，夏先生也隨著到後方，但也同樣逃不掉慘遭重大轟炸的命運。在幾次死裏逃生之後，覺得現代戰爭沒有前後方區別，乃毅然離校到洛陽前線任一文職軍官，到抗戰後期轉回重慶，任職於「國民參政會」。就在國民參政會的這一階段，才使夏先生走上「自由經濟的思路」。

「國民參政會」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央民意機關。夏先生回憶說，當時政府所遴選的參政員，的確是各界、各黨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學術教育界一向秉持清議的名流，大都在內。在這樣一個論政機構中的工作者，只要心靈沒有自我封閉，在耳濡目染中，自然會吸收或多或少得以抗拒種種反自由的政治神話之抗生素。夏先生在國民參政會任職的單位叫作「經濟建設策進會」，該會的組成人員是幾位參政員，經常主持會務的是參政會的副秘書長雷震先生，夏先生當時的職位是會中研究室主任。當時所謂的研究，不過是審閱民間陳情申訴的文件，加以簽註擬辦意見而已。雖然由於工作業務，得以對當時經濟管制流弊增加一些認如，但對經濟管制本身之必然為害，夏先生卻還沒有深一層的理解。

真正使夏先生走向自由經濟思路的種因是雷震先生，這位在參政會是夏先生頂頭上司的雷先生，就是影響台灣民主化既深且遠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創辦人。由於雷先生不擺官架子，身為下屬的夏先生乃與之成為朋友。戰後還都南京，夏先生就在雷震家的餐會中首次會見胡適先生，而胡適和雷震兩位先生是《自由中國》的靈魂和骨幹。夏先生之所以與《自由中國》自始至終的關係，就是在國民參政會時段結緣的。

《自由中國》時期的夏道平

《自由中國》半月刊是1949年11月在台北市創刊的政論性雜誌，共有十一年的壽命（1960年9月被禁）。那段時期的台灣政治氣候，被夏先生形容為「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也就是「風雨晦冥期」，既不同於當時中國的雷霆鬥、日月昏，也與變天過程中風雲詭譎的1980年代的台灣有別。

《自由中國》總共出刊249期，社論共有429篇，其中116篇是出自夏先生之手，其它尚有不少夏先生以本名或筆名寫的和譯的，以及早期刊出的若干短評。總之，夏先生是《自由中國》的一枝健筆，已故的台大張忠棟教授稱之為「如椽大筆」。

雖然《自由中國》半月刊當年風靡一時，對社會人心發生重大影響，以至今日仍有人稱頌讚揚有加，而夏先生是該刊不可少的人物；但夏先生卻相對的被忽視，與殷海光先生比，遜色許多。張忠棟認為原因在於殷先生被取消台大教學的權利，出國遭遇困難，最後又得了癌症，晚年的生活充滿了困厄，所以他的言論角色得到特別的彰顯。相對的，夏先生性情比較平和，而《自由中國》結束後，夏先生也一直從事教學研究工作，雖有一些橫逆，但都平順度過，因而其當年的政論文章，反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其實，夏先生寫的文章中曾有驚天動地的影響。

自由經濟思路的養成、傳佈

在《自由中國》的十一年，夏先生不但寫了深具影響力的社論，也培養了對自由經濟理念終生不渝的情操。當時，夏先生一面撰稿，一面不斷的充實自己論政的知識，特別對自由理論的鑽研更起勁，那時張佛泉和殷海光兩位先生又對夏先生助益良多，他們在自由哲學上時常辯論，雖然個人的自由理念有異，但相互卻有重要啟發性，都對自由理論的鑽研有同樣熾烈的熱情。

這裏，有一件特別值得一提的事，那是在《自由中國》停刊的三年前（1957年的上半年），夏先生的一位同鄉詹紹啟先生寄給他一本《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著名英文雜誌，那一期正好介紹米塞斯（L. von Mises, 1881-1973）的《反資本主義心境》（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這本書的摘要，就因多讀了這篇文章，夏先生才免於跟隨殷海光或張佛泉兩位先生走上「非理知」自由主義的思路。殷先生所崇拜的是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69）型的「浪漫的自由主義」，張先生所講的自由是類同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積極性自由主義」。而米塞斯是奧國學派經濟學家第三代宗師，他們的自由主義是從市場機能的運作中發現的。（待續）◇

文／吳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