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羅錦：冬眠醒來見神韻（下）

　　（1970年3月5日，因為一本《出身論》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的遇羅克被判處死刑，這年他27歲。遇羅克的妹妹遇羅錦在被平反後，於1986年離開了故土，來到德國。4月19日，本報記者田宇在德國南部城市慕尼黑的神韻晚會上，與遇羅錦女士不期而遇，以下是採訪內容。）

　　70年代中有一天，我在馬路上碰到一個熟人，他是北京市朝陽區醫院的內科大夫，姓韓。他說：羅錦，我一直想跟你說件事，但是你不能告訴你父母。我答應了他。他告訴我，在我哥哥死後不久，他在醫院內部刊物上看到一個通訊上寫著，政治犯遇羅克的眼角膜移植給了一個北京市勞動模範，「勞動模範的視力水平達到0.2手術成功」。我愣著，都不知道說什麼好。我很多年前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遇羅克的眼角膜》，香港的《開放》雜誌登在每月首選上了。那時，我還沒有想到他的其它器官是不是也會被摘除的問題。後來知道，在中國，活動手術車經常就在刑場旁邊等著，人一槍斃，馬上就把熱乎乎的器官摘下來。我哥哥那時候眼角膜被摘除，還有個名字，現在他們害法輪功是沒有名字的，每個人頂多有個號碼。

　　記者：您被關押了幾年？

　　遇羅錦：我被關了3年，就因為日記裏的6句話。我寫過20本日記，這些日記和我哥哥唯一一本沒有燒的日記，還有我母親的項鍊，都在北京公安局扣著，他們就是不還給我們。

　　我知道，在中國坐監是什麼滋味。我看節目的時候一直在流淚，特別是表現法輪功學員被關在監獄裏的那個節目真是太好了！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好的晚會。我很感動！我覺得，法輪功太好了！人們老說，中國人永遠是一盤散沙。可我就想，人家法輪功為什麼就能這麼團結？！我覺得主要可能有兩個因素，一個是法輪功的人在錢上看得淡。法輪功不管別人要錢，自己盡量創造財富，而且每個人都不把自己看得太重。不講利益，不講報酬。法輪功的人幹什麼事兒，都是自己掏錢，他們覺得這是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今天晚會上的舞蹈就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那幾個獨舞演員跳得特別好，但他們和其他演員穿得一樣。跳完獨舞的那一段，就退回到群舞中，又融合到群體裏去了，和其他人一模一樣。他們沒有那種都想做大牌的勁兒。 第二個原因，就是「真善忍」。「真善忍」把大家都團結在一起。

　　晚會裏有一個舞蹈節目叫《覺醒》。我覺得，人們不應該不覺醒了，而是都太應該覺醒了。就像高智晟律師說的：「真善忍」你不講，莫非要「假惡暴」嗎？這句話也應該問問中共領事館的人。

　　記者：慕尼黑中領館給籌辦這次神韻晚會的德國演出公司施加了很大壓力。您也聽說了？

　　遇羅錦：聽說了呀！他們太猖狂，就應該到法院去告他們，這樣他們就老實了。這是在德國，他們憑什麼搗亂呀，簡直太猖狂了，而且派的到處都是特務。由於和中國做生意，西方國家太縱容他們，反間諜機構的工作做得太不夠。

　　就因為這些原因，這19年我自己很消沉。為什麼？因為，想說一句真話太難了。我出國不是為了找個有錢的人，為了發財，我就是為了出一本不被刪改的書。我在中國雖然發了不少文章和小說，但都被砍得亂七八糟的。就像胡平說的一樣，他的文字在國內也發不全，也得被砍掉很多，所以他必須留在美國。

　　可是我到了國外發現中共的黑手伸得很長。我不知道該怎麼好。這19年我都很消沉，這是我的錯誤。我跟別人聯繫不多，不知道哪個出版商不親共。所以，我一下就消沉下去了。另一個原因是我最愛我的右派丈夫，我出國時跟他說，我一定把你接出來。結果我做了3次經濟擔保，他也不來。我覺得我的愛情也完了，我的書也出不來，我難受死了，一下子就消沉了，我的消沉不是像你想像的那樣，整天在家哭，那倒不是。我完全變成了一個家庭婦女，就是種花、養花呀，散步、看電影，我告訴自己，就把過去忘了算了。

　　我現在過了19年的冬眠期，是因為胡平的一句話救了我。胡平是學富五車的人，他說我在認真地看你的《愛的呼喚》。這本書原來的題目是《一個大童話》，後來改成了《愛的呼喚》。去年我才把書送給胡平和他太太。我覺得我不能再消沉了，要不怎麼對得起胡平呀，更對不起我哥哥了。所以今年3月份，我終於把書又改了一遍。現在有人要把我哥哥的故事拍成電影。

　　我哥哥的那本《出身論》，現在依然有現實性。很多人都說中國經濟在「變好」，可還不是太子黨掌權？結果是少數人富起來了，而全國大多數人逐漸變成了邊緣人士。這些問題都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

　　記者：很高興在這裏見到您，希望您的書早日面世。(上部份採訪內容見4月24日B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