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專業紀錄片女導演張虹（上）

【大紀元訊】在香港故事片風靡的今天，紀錄片是被人遺忘的市場。張虹，是香港唯一全職紀錄片導演，又是一名女性。

上月香港亞洲電影節一個影片放映活動前，和她以及攝影師林偉鴻，在香港九龍廟街一間樓上簡陋餐廳短敘。閒談中，旁邊一個女孩，突然走上前來對她說：「你是張虹嗎？我是你的超級粉絲。我很喜歡你的電影。」

「看來還是不少人喜歡你的作品。」我頗有些驚訝，也為自己對紀錄片的無知感到汗顏。「可能這個女孩是社工，他們比較關心這類題材。」張虹淡淡地回應道。

紀錄片冷門 虧本耗時耗力

出生在上海、成長在香港的張虹，曾修讀社會學和電影，並在加拿大籌辦電影節多年，94年回港後，曾當場記。因為不喜歡商業電影導演隨便罵人的氛圍，她之後離開商業電影市場，寫影評及教授電影課程，也當過翻譯。1999年，在一個基金贊助下，她拍攝第一部作品《看不見的女人》，描寫幾個印度女人在香港創業的過程，自此一發不可收拾，02年辭工後，走上全職拍紀錄片的道路。
然而在市場主導的大環境下，張虹的選擇並不為人看好。試過香港電台拍紀錄片的導演朋友等都向她潑冷水，皆因香港紀錄片實在太冷門，虧本又耗時耗力，幾乎沒有人願意拍。遇到敏感題材，當事人不願意接受採訪，更隨時可能殺青，而且張虹堅持以電影手法拍紀錄片，不走電視路線，更令市場縮小。

「我今年49歲，我再不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沒有理由等下一世。」問張虹為何要選擇這樣一條難走的紀錄片道路？她頗帶有點宿命的味道回應道：「有時覺得沒有辦法選擇。因為你叫我做其他，我都不開心，我做過很多行，拍紀錄片是我真的喜歡的事情。一來我八卦，喜歡做記者，周圍問人。二是我實在很喜歡電影，拍紀錄片我可以長時間、很深入的寫一件事情。」

拍紀錄片的要求，除了會拍電影之外，還要對這個社會有興趣。「你看看香港遊行隊伍中，都是4、50歲的人，2、30歲比較少。但2、30歲恰恰是最適合拍片的，因為精神又夠，體力又夠，又有時間。但他們對社會都沒有瞭解，怎麼拍？」

雖然負債經營，不夠錢交租，但談起紀錄片，張虹仍然神采飛揚。本來是因為好玩拍片，但這一拍就是六年多，期間創作了《平安米》、《七月》、《搬屋》、《問》，最新作品是描寫內地教育制度的《農村初中》等。其中《平安米》獲得02年第八屆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公開組金獎及大獎。

「直接電影」 堅持原汁原味

談到堅持拍攝的動力，張虹歸功於美國紀錄片大師費特力克．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平實的「Direct Cinema」拍攝手法，導演不可以有立場，拍攝不可以影響事件的發展，影片中並無旁述、訪問或配樂，目的是讓觀眾自己去理解及分析影片中的所見所聞。

她非常喜歡這種拍攝手法，事先不會判定一個人的好和壞，鏡頭也採用平視的手法，真實地再現當事人的喜怒哀樂。拍《平安米》時，鏡頭中老人家為爭位有相互衝撞，甚至罵粗口。有人批評她將老人家拍成這樣，因為老人家都是比較慈祥的。

但張虹堅持要原汁原味。「你會發現好人有可能會做壞事，壞人也可能變成好人，那你要不要？所以我們不會特意將某人醜化或者美化，我們拍攝的鏡頭不會特意擺高或者擺低，看上去好像平日你看人一樣。」

「這好像藝術中的白描手法一樣，好處就是觀眾容易投入，好像我拍攝《中學》，給人感覺我好像站在課室裏面陪他們上堂。」

她也不是一成不變，試過見到一部奧斯卡得獎短片，全部由巨星訪問剪輯而成，覺得很有意思，也照辦煮碗，訪問過60多個香港政治人物拍攝成《問》。但兩者比較，她還是更喜歡「Direct Cinema」拍攝手法。「這個可以複雜一些，層次多一些。每個人看完後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鏡頭說故事 比旁白更有力

但她表示，這並不代表她沒有立場。無論是鏡頭拍攝、鏡頭剪輯，統統都是由她決定！「所謂真相，是我看到的『真相』，但單單以鏡頭說故事，其實比我加旁白更有力！」

張虹對事件的立場在最後幾個鏡頭，就如《史記》中司馬遷在文末總結闡述意見般。她舉例說，以03年七一大遊行題材的《七月》，最後鏡頭是遊行人士很開心，「表示我的態度，很支持活動。」以8千多名窮困老人漏夜排隊領取慈善團體派米為題材的《平安米》，影片最後3個老人在執膠樽（塑膠瓶）去賣，中間60多歲，2位年紀很大，「這是我對這班比較貧窮的女人境遇的看法。」

《平安米》放映後，加上後來一位老婦在尖沙咀拿米時跌倒死亡，促使社會思考如何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後來派米的慈善團體下令把米量減少，還不准派紅包。領米的長者人數從最多時的1萬5千人下降到2千人。張虹回憶道：「當時還有人出來評論老婦死亡事件，稱她只是去晨運而已，後來政府開會檢討，有個立法會議員抽了我們的片段出來，播了5分鐘，看完之後，派米的團體就沒有出聲。」

《中學》是張虹至今最喜歡的拍攝作品之一，她和攝影師幾乎是趴在牆壁上一動不動地拍攝幾個月，內容講述兩所聲譽優良的「Band One」中學的日常生活，包括上課、早會、老師會議、課外活動等。香港聖傑靈女子中學校長龐得玲形容，「香港歷史上未有一部電影這樣忠實拍攝學校裏面的情況。」

影片出來後爭議很大，有人對目前的教育制度的僵化感到震驚。「我們沒有估計他們的反應這麼大，有的家長在哭，我這麼辛苦，讓小孩讀這個學校，也有小孩在笑，原來我們是這樣生活的，外面的傳媒反應也很大，我想還是歸功於這種拍攝手法。」（待續）

——轉載自42期《 新紀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