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漫談 為禮樂文化正名──甚麼是禮教？

1919年11月1日，吳虞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上發表了〈吃人與禮教〉一文，他說：「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把吃人和禮教這兩者直接劃了等號。在此後的近百年當中，「禮」不斷被人潑髒水，「積毀銷骨，眾口鑠金」，於是，禮教變成了上自黨政幹部、知識分子，下至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無人不曉的貶義詞。中國是舉世聞名的禮儀之邦，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禮樂文化──每每簡稱為禮。如果吳虞的說法得以成立，則中華歷史就是一部吃人的歷史，如此野蠻的國家，豈能加以「文明古國」的桂冠？因此，對於禮的認識，事關對於中華文明的基本評價，不可等閒視之，我們不可不明辨之。

為禮樂文化正名，就必須從「禮教」這個詞開始。古人將「禮教」與「樂教」並提，它們的本義，不過是以禮為教、以樂為教。清代學者凌廷堪說過：「上古聖王所以治民者，後世聖賢之所以教民者，一禮字而已。」意思是說，上古聖王治理民眾的方針，以及後世聖賢教育民眾的方法，都可以最終歸納為「禮」這一個字。聖王治世的目標，是建立大同世界，這是見諸於《禮記》的。聖賢教民，是要讓百姓懂得禮、遵守禮。凌氏的見解，非常的精到。

太古時代，人與禽獸為伍，《禮記‧曲禮》說，為了讓人們懂得「自別於禽獸」，有聖人起來，「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為禮以教人」，就是制定了禮來教人。禮使人自覺的區別於禽獸、走向了文明。而聖人的歷史功績正是在於「為禮」和「教人」。那麼，禮又是甚麼呢？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找出關於禮的解釋的源頭，這就需要從孔子及其弟子的相關論述中去尋求答案。
在《論語》裏，孔子談禮的地方很多，由於禮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所以在不同的場合，孔子對禮的所指，有不同的側重，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主題。

第一是指周禮，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禮制。孔子特別推崇周公，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他感嘆自己的年衰，居然許久沒有夢見周公了！程子說，由這句話可以知道，孔子盛年的時候，「寤寐長存周公之道」。孔子之所以崇拜周公，是因為周公手創的那套制度的文明和完美，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八佾》）意思是說，周禮是在借鑑了夏、商兩代為政得失的基礎上制定的，典制粲然大備，足以為萬世龜鑑，所以他表示了「從周」的立場。

眾所周知，西周開國之初，周公制禮作樂，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這套制度之所以為後世所稱道，因為它是以道德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由此確立了道德在治國理念中的主導地位，這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到了春秋時期，由於種種原因，這套制度瓦解了，世道大亂，史稱「禮崩樂壞」。貴族們為了權和利，彼此征戰不息，所以自古有「春秋無義戰」的說法。孔子嚮往周公之禮，既是他對春秋亂世的不滿，也是他對西周道德禮制的嚮往，這是非常正常的，有甚麼可以非議的呢？如果孔子持了相反的態度，讚美春秋亂世，那就有點匪夷所思了。

第二，禮體現德治、仁政的途徑。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像的概念，無形、無色、無聲、無嗅，對於知識程度較低的人來說，甚至會覺得虛無縹緲。而禮就是把德和仁具體化的制度或者行為方式。先秦歷史上有儒、法之爭，爭論的焦點，是實行禮治還是法治。法家認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從令者，就用刑罰加以懲處，這樣，老百姓就不敢作亂了。而儒家則主張以道德教育為主，通過禮來規範和整齊民眾的行為。孔子評價這兩種治國之道時，說過一段非常有名的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他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結果是「民免而無恥」，因為老百姓不去觸犯法，是因為畏懼刑罰，他並沒有羞恥之心。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用禮來保證道德目標的實現，結果就不同了，老百姓因為有了羞恥之心，不僅不會去做壞事，而且還會「格」，就是有上進心。

禮是體現德和仁的具體形式，離開了德和仁，禮就不成其為禮。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一個內心沒有仁愛之心的人，怎麼會去推行禮和樂呢？就是說，推行禮的人，首先應該是一名仁者，一名富於愛心的人。可見，禮與仁是互為依存，相輔相成的。

第三，禮是修身的手段。在人類社會中，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放縱自己的行為，那麼，人就和禽獸沒有了區別，社會也就沒有了起碼的秩序，也就沒有辦法再維持下去。所以，儒家和法家，儘管政見不同，但都認為人的行為是需要約束的，雙方的分歧在於究竟用甚麼來約束人。孔子主張用內在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他說：「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作為一名君子，一方面要「博學於文」，廣博地學習文獻，積累深厚的知識，同時要「約之以禮」，用禮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因為禮是根據道德原則制定出來的。只要在這兩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悖離道了。

人性都有天然的缺陷，每個人的性格都有弱點。因此，無論是哪種性格的人，如果不藉助於禮，都達不到理想的境界。孔子舉例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意思是說，恭敬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空自勞碌。謹慎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顯得膽小。勇敢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作亂。直率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說出傷人的話。平心而論，恭、慎、勇、直這四種性格都不是甚麼壞毛病，但只要離開了禮的指引，都不會結出「正果」。

類似的意思，還可以舉出不少。例如：《憲問》記載，子路問孔子，甚麼樣的人才是「成人」（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時，提到了臧武仲、公綽、卞莊子等三位魯國的大夫，以及自己的學生冉求。臧武仲的智慧，公綽的沒有私慾，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學問，都是最為出色的。孔子說，要成為完美的人，僅僅把這四個人的優點集於一身是不夠的，還要「文之以禮樂」，將禮樂與上述四種優點完美結合。可見，禮樂是最重要的修身課目。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論語》中的禮，沒有一處是號召大家去殺人或者吃人的。孔子所說的禮，是指以道德為內涵的國家典制，是德與仁的具體表現，也是修身的法則，這些與凌廷堪關於聖王以禮為治、聖賢以禮為教的說法是完全吻合的。孔子關於禮的見解，不僅在當時是正確的、健康的，代表了社會的理性思潮，而且在兩千多年之後的今天，對我們還有重要的啟示，值得我們借鑑。◇
文／彭林（轉載自彭林的個人網誌（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