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會議會政策主任Paul Sellers的主要工作是透過影響英國政府、歐盟及其他決策者,爭取落實英國工會議會的政策建議。Sellers在研討會上發言,指英國於1999年開始實行最低工資,而最新一次提高最低工資是2006年10月。對於社會最關心的問題──究竟最低工資對經濟有甚麼影響,Sellers說,在經濟增長、通脹和就業方面沒有可量度的影響,而英國現時每年經濟增長為3%,是歐洲國家平均的水平,與美國相近。

Sellers說,從以上的數據得出的結論是,實行一個合乎情理水平的最低工資,對英國經濟和英國工人都有好處。他認為最低工資對於脫貧有直接的效應。

可補集體談判能力不足

南韓民主勞總政策部總監鄭京恩說,最低工資於1988年在南韓首次推行,2005年進行改革,增加條例的覆蓋面。她說,1997年的金融風暴令薪酬差距及臨時工人的數目增加。在面對大集團時,工人集體議價能力下降,最低工資成了唯一能保障低收入及沒有加入組織的工人的手段。

根據數據,在過去6年,南韓的最低工資增長幅度並沒有影響到失業率;失業率在過去6年都維持在4%左右。

李卓人指出,英國和南韓的工會都不約而同地說,訂定最低工資是因為集體談判的覆蓋面小及不夠力度,因此推動最低工資才可以幫助到沒有集體談判權的工人和弱勢勞工。他說,雖然香港的勞工有超過20%加入工會,但香港工會進行集體談判卻很有限。一方面,最低工資是對基層勞工的最低保障,而對於薪酬已經高於最低工資的工人,就要靠集體談判來爭取。

他在研討會結束前總結說,香港本地工人都希望政府就最低工資立法,達到全部行業普遍最低薪酬為時薪30元的目標。但過去和港府談最低工資時,政府都會以中產階層反對給外傭付最低工資的藉口來壓他,因此拖延了整個最低工資的討論。

港30萬工人月入低於6千

此外,港府也利用殘疾人士群體的意見分歧,即有一部分人堅持要平等待遇,另一部分要求豁免,來拖慢制訂最低工資的程序。李卓人說,本來在殘疾人士待遇的談判方面已經達到一個共識,但政府忽然說要參考澳洲的做法。從中可以看到政府如何拖慢談判的情況。至於青少年的就業問題,更是從來沒有拿到談判桌上來。

香港目前有超過30萬工人月入低於6,000元,社會上更已出現薪酬兩極化的趨勢:過去10年基層工種薪酬不升反跌,下降超過一成。有見於此,30多個民間團體於2006年8月組成「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成員來自宗教界、學生、婦女及關注綜援團體、以及工會及街坊組織。聯盟要求政府從速制訂最低工資,以保障工人及其家人能夠得到合理的收入及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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