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禱
漢娜阿倫特就戰後納粹罪犯在以色列的大審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曾經引起熱烈的爭論。以她特有的理性,阿倫特披露了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屠殺是在猶太精英階級有組織的配合下完成的。而千百名猶太人在為數極少的員警監視下無抵抗地邁向死亡。造成這無抵抗的群眾的,是個體和人之所以與眾不同的個性的逐步解體,是從法律人到道德人的逐一消滅。這些群眾之所以木偶般無表情地邁向自己的死亡,是因為他們已從具有人性和活潑行動力的「人」被削減至僅僅是一息尚存的「動物人種」。
在同一個極權主義銅板的另一面,屠殺的執行者--如艾希曼--大多是渴求安定生活、顧家愛子的社會上的正常人。他們之所以能夠一次次執行死亡命令而不曾受到良心的譴責,據艾希曼自己的辯護詞,是因為他們堅信自己僅僅是在「執行上級交付的任務」。也就是說,他們不認為自己需要、更訝異他人竟要求他們為此負責。在阿倫特精闢的分析中,恰恰是在耶路撒冷以及紐倫堡的大審,把這些沒有臉孔的、屠殺機器中的螺絲釘一一還原為眉目再也無法隱藏的、對他人和自己負有最高道德責任的人。
把這距離我們並不遙遠的歷史事實放置在二十一世紀以後極權假相遮掩極權之實的中國,我們或能獲得重要的啟示。
在極權主義統治下,人生活在度數具有等差的孤獨之中。在她的經典之作《極權主義之源起》裏,阿倫特對這有深刻的闡述。意識形態的謊言織造的帷幕把人和真實隔絕,使得人們喪失了分辨真偽的能力,也失去了對真實的經驗。我們可以把這視為人失去真實土壤的孤獨的存在狀態。更進一步,在以恐懼治國的極權國度,人陷入為世界拋棄的孤獨中。經由連坐,史達林時期把人所能擁有的友情徹底切除;在人人自危,不惜以告密、誣陷來自保的恐怖氛圍中,人陷入了更深的孤絕中。這導致了人在行動上,尤其是政治行動上的無能。孤立無援正是極權「全宰治」的必要手段。「孤立的人和無權力的人是同義的。」在私人生活上的孤絕摧毀了思想和體驗的可能,而在政治領域的孤絕摧毀了與眾人一起行動的可能。
這正是高智晟一家人面臨的危險狀態。他所說自己一家是「人類這個時代最為孤獨的人」決非偶然;他為朋友的喜訊而欣喜萬分更說明了和人的生命的接觸對於全然孤立的人而言是多麼彌足珍貴。
在崛起了的中國之都,是這一荒誕的囚禁。它呈現了中共是如何陷落在極權/後極權的斷層中,舉棋不定。不論這從牢獄到家的囚禁預示了中國極權的搖搖欲墜和它是如何可恥又可悲地一步步墮入荒誕,這事件的核心如一:即高智晟所感受的曠世的孤獨。而關於這孤獨的刻度,我們需要把在他缺席期間無數友敵投出的明槍暗箭計量在內。這些暗器從另一角度印證了極權中國一方面深諳打造孤獨的藝術,一方面把將人矮化為獸的手腕施展得叫人眼花繚亂--無可否認,後者是透過人自我求存的盲目意志而完成的。種種難以啟齒的現象昭示了中共極權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人們心理上的制約和納粹德國、前蘇聯絕無二致。
然而徹底使高智晟陷入困境的,是富有中國特色的制約工具:傳統的核心價值,倫理。從文革時期的大義滅親到對法輪功修煉人以親情施展的車輪戰,人倫成為被控、被囚者沉重的包袱。對於具有英雄人格的人,這人倫的軟武器將之再度馴化為一個人--一個背負著親人重量、無法依意願而行動的人。在這一武器的揮舞下,沒有為自身安危而放棄對正義的信念的高智晟被迫對外宣告:「我不會再是一個對社會有多大作用的人……從現在起,我僅屬於我的家。」
迫於人倫而放棄自身行動力所導致的,是與自身的阻絕。是與自身創造、行動的能量的阻絕。對於熱愛真理勝過自身生命的高律師,我們可以確定,這是比死亡痛苦更甚的孤獨。
穿過這層層打造的孤獨,高智晟向外界發出了緊急的呼喚。這在煉獄的八個月後一如既往的聲音如穿雲而降的光柱,激勵、警醒了我們。
黃土高原上長大的高智晟是老天贈給苦難人民的禮物。當他說:「我孜孜以求地為自由和權利而奔走,全家卻因此而被剝奪了自由;對人類正義的澎湃激情,換來的卻是鐐銬和無絕期的野蠻壓迫!」「整個人類在現實的束手無策中默認了這樣的存在,這無疑加深了這種曠日孤獨對我們的壓迫。」當他說:「這時候的我考慮的是更像一個丈夫、更像一個父親而不是使自己更像一個英雄!」他的意思是,我們得拿出自身的力量,以填補這由於他的缺席而生出的空缺。他的意思是,現在,你們必須和我一樣,先做一個人。唯有無數的人同時行動,而不是孤獨的英雄,才能一舉擊潰極權之獸裹身的黑暗。
這無疑是一個荒唐的圖景:一百名公安困守一家四口人。然而換個角度看,這荒誕劇曝露了極權的極度恐慌。它怎麼能不恐慌?放眼望去,國土的版圖上,一層層無限放大的全面包圍出現了:十三億人民--上訪者、法輪功修煉人、基督徒、維權人民、失地農民、拆遷戶、轉業軍人--團團圍住了急速萎縮的國家奴僕--這架生了鏽的國家機器上還沒有滾落的螺絲釘。在這全方位的包圍裏,兩方之間的比例遠遠超過了一百比四。
依據孟德斯鳩,唯有獨裁政權具有從自身內部毀滅的因數。獨裁政權的行動原則是恐懼--人民對獨裁者的恐懼,和獨裁者對人民的恐懼。在我們所生活的現代獨裁政權,即中國式的極權裏,恐懼已完全內化,而在歷史轉捩點的此刻,獨裁者對人民的恐懼也已達白熱狀態。以此來判斷圍繞高智晟事件的荒謬以及中共對維權人士、法輪功瘋狂失控的打壓,可以得到一個與高壓的表面全然相反的真實。那就是:種植在極權政權內部的毀滅的種子已長成巨樹。收割這株巨樹的時間和使極權者暗暗顫抖的恐懼形成準確的正比。
在這歷史的必然裏,唯一需要確定的是:在這十三億人中,有多少沒有失去行動力的人?沒有被削弱為「人種」的人?唯有「人」能把一名孤獨的英雄肩上的重擔義無反顧的接過來。當高智晟慎重地一一道出陳光誠、嚴正學、郭飛雄、范亞峰、胡佳等人的名字時,那其實是一種呼喚,朝向所有聽出他的聲音內隱含的巨大悲憤而無法忍受的人。靜靜聆聽那揭示了我們生存的當下歷史性的對話一次,兩次,三次,我們聽見了聲音裏含藏著更多、更多的沒有名字的人,無數的人。如果能夠,在他曠世的孤獨裏,他難道不會呼喚國土上所有的人名,像是一長串虔誠的、悲切的祈禱?事實是,這深受人民愛戴的英雄在對我們說:我需要你們。需要你們的力量把我的重擔和孤獨移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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