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郭秋怡綜合編譯】 在香港科技大學從事中國經濟研究的學者赫茲(Carsten A. Holz)最近在《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 Economic Review)》期刊中,發表了關於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文中道出中共如何收買學者,迫使這些學者為獲得所需數據,如何接受中共的利用。
在中國有些數據是不公開的,中共就是利用這些信息逼迫學者就範。中國經濟統計資料皆是國家統計局依中共黨中央及國務院的特別需求而編製,另外,世界銀行等其它國際組織,以及西方的投資銀行的研究部門都因與中共有利益往來而對中共言聽計從。
禁錮言論 西人學者不倖免
禁錮言論,連對在中國從事研究的西人學者都不能倖免。具美國公民身份的香港城巿大學巿場行銷系副教授李小明(Li Shaomin)就是一例,因接受台灣資助及對中共政體的批判,為他帶來了五個月的牢獄之災,香港城巿大學自始至終皆未為他出面。這讓作者赫茲驚呼中共是如何讓李教授、香港學者等變得如此沉默。
著名海外流亡作家何清漣在「學術」期刊 (Academe)文章指出, 1957年2月,中共號召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份子勇於向共產黨諫言,孰知這正是中共在學術及藝文界貫徹一言堂,以迅速肅清異己的政治宣傳。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陳小婭在1990年代初期出版一本名為六四政治運動的書後,即遭開除,沒有房子及收入,她必須掙扎求生,可見近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受到的壓力實不減當年。
文章指出,山西省的記者高青龍 (Qinrong Gao),他在2001年寫過一篇關於該省政府貪污的報導後,即遭到逮捕,並以經濟罪犯的罪名起訴。中國學術界中以經濟、政治、社會學等領域的學者最常誤觸禁區,為避免遭遇不測,即使與理智相悖,他們學會選擇迴避實質問題。
五大產業握在高幹子女手裡
文章說,金融、外貿、土地開發、重工業、證券五大產業部門85%至90%的要職都掌握在共黨高幹子女的手裡;一次次的經濟改革與轉型,其實是共黨高幹中飽私囊的工具;大規模的農地變更為都巿用地,又淪為地方「領導」「制度化強奪」的借口;地方高幹大手筆投資原本應已停業的礦區,又有誰知道他們是如何取得這些礦區的開採權。
赫茲指出中國所有的經濟統計資料,全是中共另有用意的政治文宣,赫茲文中也坦誠, 1989年「天安門屠殺」只能以「天安門事件」呈現,均無人提出質疑。
非常態被視為常態
文章指出,所有非常態在中國都被視為是常態,共黨文宣牢牢地附著於學者的腦中,所以研究報告強調經濟改革的成功,卻不見達成改革背後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使明瞭在勞改營的民眾未受公開審判卻無故失蹤、國安單位酷刑以及對法輪功的迫害,還是選擇繼續編造著一篇篇完美無瑕的研究報告。不僅中國學者對中共就範,赫茲認為就連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以及西方銀行的研究部門都因有利益往來而對中共言聽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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