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七）──（1）

作者 心緣

忠於毛的「反革命集團」「四人幫」的興衰和毛時代的結束「四人幫」一詞最早出於毛之口。1974年7月1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她（江青）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又對王洪文說：「你不要搞四人幫」。

在毛所定義的「四人幫」中，江青是毛的妻子，曾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九大後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張春橋，文革時期上海公社領袖，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後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等；王洪文，文革時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頭目，十大時成為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毛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姚文元，其那篇著名的文章宣告了文革的開始，後被選為政治局委員。

此四人完全依賴毛的提拔和庇護，而他們對毛的忠心也是顯而易見的。很顯然的是，「四人幫」形成於中共十大（1973年）之後。他們並不應該為文革的發動承擔主要責任，雖然他們依賴文革而爬上了政治舞台的高峰。

毛死後，中共將文革及其之後的一些事件的罪責推到林彪和「四人幫」的身上，是欠公允的。而這恰恰是為了掩蓋毛的罪責，進而掩蓋中共的罪惡本質。

林彪死後，毛一方面不得不重新依靠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那批中共的老幹部，比如鄧小平；一方面又不希望將權力移交給周和鄧，因此提拔了年輕的王洪文，並依靠那些忠於自己的左派，比如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但同時又擔心他們組成新的幫派，因此勸告他們不要結成「四人幫」。

因為材料的限制，我們無法確知毛和「四人幫」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的關係。中共官方資料稱：「四人幫」是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貫徹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助手。具體表現是，中共十大後，江王張姚四人不斷被毛與中共中央委以重任。

在毛的授意下，「四人幫」於1974年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林彪和「四人幫」之間存在著根本的衝突和分歧，所以不難理解「四人幫」對這場運動的熱衷）。同時，「四人幫」在毛的默許下，將該運動指向了當年病重住院的周恩來。

1975年，在毛的指示下，「四人幫」又展開了關於社會不平等與政治權力的討論並涉及了諸如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教育方針，引進國外技術，老幹部復職等問題。「四人幫」大肆批判了資產階級權利，提出對此要進行限制，而要進行獨裁專政。

而以周恩來和鄧小平為首的舊有勢力則提出了與新興勢力相反的觀點，認為衡量全部政策是否正確只能是依據經濟指標。雙方的爭鬥從1975年下半年一直持續到1976年下半年。期間，在1975年8月，毛開始批《水滸》，借此警告周鄧等人。在這種派系的爭鬥中，歷史跨進了1976年。

1976年是一個關鍵的一年。1月8日，周恩來因癌症死去，終年78歲。周的虛偽和殘忍被其表面的假像所掩蓋。一些善良的中國老百姓相信他們失去了一位好總理。周去世後，「四人幫」對悼念周的活動大加限制。在1月15日周的追悼會上，鄧小平致了悼詞。而「四人幫」在隨後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鄧小平重新被打倒。而毛任命接替周的人選卻出乎人們的意料：是鮮為人知的公安部長華國鋒。這表明，已經進入遲暮之年的毛既不相信舊有勢力，又對文革中上升的領導人抱有懷疑。

此時，中國大地上的不滿情緒不斷積聚，上升。3月底，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援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南京三•二九事件」，並迅速擴展到全國。4月4日清明節，北京群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的逝世。人們還自行在紀念碑上張貼悼詞，並送來花圈。廣場上還逐漸出現了一些直接針對四人幫的批判性文章。

兩天內，已經有大約200萬人來過廣場上。由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在紀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幫派出警察在夜間把花圈收走。群眾的對立情緒迅速演變成燒燬汽車和房屋。

四人幫下令各單位禁止本單位人員去廣場，並下令廣場上的人群離開，當夜，廣場上剩下的200餘人不肯離開，被北京市委組織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別後遣散。這就是「四五天安門事件」。

不久，該事件被毛定性為反革命活動，還指責鄧小平是事件的幕後黑手，隨之撤消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1978年，中共給天安門事件平反。

當批鄧運動進入1976年夏季時，毛的病情急劇惡化。而社會又處於一種無序狀態，經濟下滑，社會治安狀況極差。7月底，唐山發生大地震，城市被徹底摧毀，數十萬人死亡。9月9日，毛死去。終年83歲。

10月，華國鋒在軍隊的支援下，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逮捕了「四人幫」。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華被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的專制黑暗統治時代徹底結束。

而「四人幫」，在先被開除中共黨籍後，直到1981年，才由中共的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特別法庭進行了所謂的公開審判，並認定他們均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並判處了相應的刑罰。江青於1991年保外就醫後不久自殺身亡。王洪文於1992年病死於北京。張春橋於2005年死於胃癌。姚文元仍在世，現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