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莫禮時

陸鴻基教授（香港教育學院）

⊙陸鴻基
初遇
大概是1992或93年的某一天，我從加拿大回港，到港大圖書館看書，碰見一位在考試局歷史科委員會共事多年的朋友。他要介紹我認識港大教育學院的院長。我就是這樣跟莫禮時初遇，只是寒暄了兩三句，雙方都沒有甚麼印象。不過多年後我在加拿大教書用上他的文章，他在香港編纂文集採用了拙作，互相也還記得見過雙方，但從來沒有交往。
我回港擔任教院學務副校長這差事，是前校長許美德向莫禮時和當時的校董會主席葉錫安推薦的；當時許美德已從教院退休，回到多倫多任教。我從來沒有申請，也沒有接受校內人仕的邀請。我讓許美德提名，態度是中性的，只是試試也無妨的意思。2003年2月來校面試的那天，我第一次跟莫禮時和另外幾位教院管理層同事詳談。談得很投契，我對這差事的態度，也從中性變得積極。

前兩天，有位年青同事問我有否後悔回來了。我沒有。3年半以來，經歷了幾許風浪，我無悔、無怨、無愧。跟莫禮時和教院管方各同事合作、跟教院的幾百位同事和幾千位同學一起生活，共享學教喜悅，是我30多年教學生涯中最有滿足感的一段日子。

莫禮時其人
工作有滿足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跟莫禮時「合拍」。他和我的成長背景有很大差異，但有一點是共通的。我和他在兒童少年期都受過嚴謹的天主教教育，在心靈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我們都堅持把人性的尊嚴和基於這尊嚴的社會公義，作為首要的價值。從這套共同的價值觀出發，我們對校務、教育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看法，自然也很相近，無怪乎一見如故，合作無間。幾年來，在具體問題上，當然會有不同的意見，但由於基本的價值相近，從來沒有根本取向上的爭拗。

莫禮時和我，也有一些重大的差異。他本來的志願是要當體育教師。他考進入英國理茲大學附屬的天主教教育學院，主修的是體育科。後來雖然因為足傷轉為主修經濟學畢業，但體育精神仍是他畢生的主導精神：全心全力、不避艱苦，盡力摒博；嚴守遊戲規則───即使對方不守規則，也不可同流合污，一同犯規，只可向評判投訴，寧可下次不跟這對手再玩；不可恃強凌弱，以大欺小。我從小不愛體育，沒有養成如斯的精神，對莫禮時這份體育精神，十分敬佩；但同時也逐漸看到在現實環境裏它的限制。

莫禮時注校困難的背景
莫禮時擔任教院校長5年，建樹良多，面對的挑戰也不少。先說困難。
許美德校長離任前推出了教院第一次強制離職計劃(MIRS)。這計劃是她聯同當時的校董會人事編製委員會主席梁國輝、副校長莫禮時，和另外幾位高層人仕集體決策的，在教院引起了極大的震盪，社會上也有不少迴響。MIRS的陰霾至今未散，即使主要的當事人大部份都已不在校了。難以化解的怨氣成了莫禮時任內時隱時現的暗湧。
要化解這股怨氣，殊不容易。教院早期(1999至2000)，我校和香港其他院校一樣都分享了港府豐盛的資源；有同事思念許美德教授領導下的「黃金時代」。政府向各大學削資，是從許美德任內後期(2001)開始的；在莫禮時任內，更變本加厲。教院更額外承受了小學縮班殺校對師資培訓名額的相連效應。削資裁員的壓力，從2001年到2005年從沒有休止，再加上政府要求所有公營機構減薪和脫離公務員薪酬體制(「脫鉤」)(2004)，造成人心惶恐。各院校管方與職方關係緊張、員工士氣低落，是普遍現象。教院MIRS(第一次「肥雞餐」)的創傷在這處境中也難以癒合了。政府削資31%引發第二次教員「肥雞餐」(VDS/CRS, 2005年)。此後，裁員之風雖然喘定了，但由於仍有「脫鉤」的陰影，而政府要讓高教市場化、2008年後的撥款趨向不明朗，同事們的士氣也難以升上高峰。這一點是校董會內一些侃侃而談「人力資源」，但從來不投身教院實際工作、跟我校同仁沒有真人接觸的決策人仕難以體會的。

莫與一些校董關係欠佳
莫禮時的任內與校董會人仕交接最多、爭執也最烈的，是「脫鉤」問題。這問題困擾了前後3年(2004 - 2006)，主要是在校董會人事編製委員會(Staffing Committee)進行爭論。他與部份校外校董交惡，也源於此。

各大院校數十年來奉行的薪酬制度是建基於公務員體制的，一下子要「脫鉤」，談何容易。別的院校多採取了較為保守的做法，在新的薪酬福利制度下，讓舊有的教職員保留原來享有的實質收益；新的(縮減了的)條件，只應用到新入職的僱員身上。教院則不然。教院人事編製委員會主席(也是校董會副主席)吳克儉先生是「人力資源」界的翹楚，他對「人力資源」問題，有很多獨到的見解。

人事編製委員會從「脫鉤」舉措一開始就決定：新舊一視同仁；換言之，薪酬福利有所增減，舊同事也不能倖免。莫禮時校長和我們管理同仁當然也明白到制度劃一的好處，但我們也同樣關心多年來在教院盡忠職守的同事對變動的承受能力。我們都明白(而且相信大部份前線同事都諒解)在新環境、新氣候之下，薪酬福利不可能不減，只是看怎樣減法：減得有多深有多快，跟外界比較如何？人事編製委員會每次會議都有不少分歧和爭拗：舉凡新薪級表的編製、在職員工崗位的新編製職級、被評定工資超標的個案怎樣處理、假期制度、子女教育津貼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等等都有過爭持激烈的辯論：基本理念在於，教職員是同舟共濟的同事，還是可以任意取代的人力資源。如果是前者，在教院財力許可的限制下，儘量少減、慢減薪津；反正政府明言「脫鉤」不是為了省錢。如果是後者；減多些快些，僱員去舊換新，可以節省經費。這些辯論的具體內容是保密的。莫禮時本著他的體育精神，堅守保密的原則，從來沒有背著人事編製委員會和各位校董，向員工洩露機密，爭取同事的擁戴。雖然事過景遷，我在此自然也不能洩秘；我只能說最終公佈的方案，是莫禮時、倪偉耀等幾位同事3年來據理力爭得來的折衝方案，為同事保留一些合理權益，得來不易，也要付出代價。經年累月長久的爭持，難免有傷和氣。「我們是義工，不受分毫，代表納稅人來監察你們不得浪費公帑。你們受薪的只顧保著自己飯碗和包庇下屬，對公帑不負責任．．．．．」這樣的話聽得多了，難免氣結、火盛。人事編製委員會開會的風格也很有特色。主席座前總有3部開著的電子通訊器材；任何一部著起來，主席都會接聽，拋下會議的討論。
（待續）◇
　

莫禮時教授（香港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