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二）──（1）

作者 心緣
毛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對手，肅清所謂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五一六通知》為契機，準備發動一場新的革命，而最先響應其向現行當局造反的號召的是大學生和中學生。紅衛兵運動（1966年5月-12月）第一階段：1966年5-7月學生運動的肇始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青年講師聶元梓帶領學生在北大校園裏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指責校長壓制對吳晗事件的討論，並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份子參加戰鬥。大字報很快被學校撕掉了，相關人員也受到了處罰。

但是一個星期後，《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張大字報，並同時發表由毛執筆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不管黑幫「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徹底摧毀」。毛稱這張大字報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並下令電台和報紙廣播刊登大字報。隨著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再加上該報又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社論，北京各大專院校和一些中等學校的師生激烈的行動起來。

他們紛紛把矛頭指向本校黨委或黨支部。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校園。內容無非是指控本校黨領導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反毛澤東思想，黨組織裏有黑幫之類，甚至召開批判黨領導的大會。造反的學生組織在各個高校和中學以迅猛的速度發展起來。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向學校的管理者和教師發動了包括肉體上的攻擊。

而毛希望借此運動打倒負責國家常務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們似乎也洞悉了毛的清洗意圖。6月，他們派出了工作組進駐各個高校，希望將學生運動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他們的決定可能是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一、儘管許多下級黨組織及其領導人都會被劉鄧們陸續拋出作犧牲品，但那必須是由他們有計劃、有步驟的拋出，不能讓學生去亂衝亂鬥。

二、學生們的亂衝亂鬥不但會打亂他們的計劃，任其發展下去還會產生難以控制的局面，會危及另一些並不準備拋出去的黨內要員。三、出於中共政權的本能，他們絕對敵視、憎惡這類自發的不在他們領導之下的政治行動。

基於上述考慮，工作組進駐學校後，決心要把學生們批前黨委的行動納入它所規劃的形式和軌道，並以中央八條（內外有別，不上街，不遊行等）作為約束學生具體行為的規範。這引發了激進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矛盾。學生指責工作組壓制革命，是運動向前發展的絆腳石。工作組指責這些學生干擾運動的主攻方向、別有用心、對抗黨的領導。於是運動演變為工作組與激進學生的鬥爭。

校園裏出現了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個別院校甚至發生了趕工作組的事件。對此，劉鄧當然不會等閒視之，他們遂立即責令工作組展開「反干擾」運動。

「反干擾」運動的具體做法就是把敢於反對、攻擊工作組的學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劉少奇說：「說工作組是黑幫的大字報，是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這些學生自然不是工作組的對手，他們紛紛被工作組打成了「反動學生」、「假左派、真右派」、「小吳晗」、「小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等。

同時，工作組組織了以那些享有特權的中共黨的幹部子女領導的學生組織，試圖將毛所攻擊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權威」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隨後，以劉鄧為首的「中央」決心把這場「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他們在全國機關、學校、事業單位、工礦企業、交運商業部門等所有社會單元細胞中展開了第二次「反右」運動。

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更為惡劣、兇猛。這是因為：其一，它的打擊面比第一次反右更廣泛得多。被打擊的不但有知識份子，而且還有許多工人群眾。當然，這些工人大多並不是根正苗紅的血統工人，往上查一代說不定是破落地主或國民黨官吏之類。要不，就是平時「調皮搗亂」頂撞領導的傢伙。其二，在第一次「反右」中，將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據主要是他「鳴放」會議上的公開言論。

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據某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就認定此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時有甚麼「牢騷怪話」，私下有些甚麼「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的言論，以此把他打成「小吳晗、小鄧拓」、「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6至7月的第二次「反右」運動，直接導致了8月以中共高幹子弟為骨幹的血統論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同時也證明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黨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犧牲普通百姓。其殘酷無情並不亞於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