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真實的白求恩（下）

接週二「時事評論」）
【大紀元記者文華綜合報導】
因叛逆和間諜嫌疑被趕出西班牙
為甚麼白求恩會在戰事仍在進行時離開西班牙呢？這個謎底直到60年後，蘇維埃共產國際的秘密檔案解密後，人們才發現，白求恩是被當時的西班牙政府強迫離去的，理由是他被指控為叛逆和間諜嫌疑。

一個名叫胡安‧艾爾琛塔勒的西班牙官員在其寫給上級的報告中解釋了為何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讓白求恩離開這個國家。他列舉了白求恩的一些過錯：「出於行為不端和其它原因，他經常酗酒，其身心狀況一向都不適於領導像輸血那樣細緻的工作……他曾拿走一些首飾，藉口說是要交給某某，後來又說他要到巴黎去把它賣掉，好為本隊籌資，其實至今誰也不知道他拿那些東西幹了甚麼。」

「他洋洋得意大手大腳地花錢，從來不想想錢是加拿大無產階級為了表示同西班牙的團結，常常是一分一分籌集來的……我們一向注意到他對上前線有極大熱情，無論何時，只要有戰鬥任務；但從來不是為了輸血的正當目的。」

然後這位官員給出了對白求恩最嚴峻指控：「根據一份已送交我黨中央委員會和軍事衛生部的報告，白求恩有重大間諜嫌疑。」「他經常接受一位瑞典記者卡莎的採訪，而卡莎被懷疑是位法西斯分子。」

儘管事後證明，白求恩的這位瑞典情人不是法西斯間諜，但白求恩的酗酒、愛發脾氣等性格作風，以及和卡莎的關係，最終注定了他離去的命運。

陶行知把白求恩請到中國
1936年9月，著名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為了發動華僑和國際友人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曾自費到海外呼籲幫助。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應邀參加美國洛杉磯醫友晚餐會，在那遇到了白求恩。身為國際反法西斯戰士，當白求恩聽說陶行知來自戰火紛飛的中國時，立即緊緊握住他的手，並毫不猶豫地表示：「如果需要，我願意到中國去！」

不久，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白求恩來到了中國，1938年春到了延安，並在晉察冀邊區擔任軍區衛生顧問。當時的生活很艱苦，沒有了牛奶、麵包和香濃的咖啡，只有山村的粗食雜糧，但白求恩忍過來了。他拒絕了給他的特殊照顧，和其他人一樣，吃住在一起。那時白求恩每天工作18小時以上，他曾在69小時內做了115例手術。

儘管陶行知在1946年就去世了，但由於他知道江青早年在上海的荒唐事，並且是武訓艱苦辦學精神的崇拜者和宣傳者，1951年江青在全國批判《武訓傳》時，就曾借《文藝報》發表楊耳的《試論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把矛頭直指陶行知，從而開始了「開國第一文化冤案」。此乃後話。

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
阿蘭稱白求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他在對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點，脾氣也很糟糕，經常和西班牙醫生吵架，「但他對病人非常溫柔和關心，似乎他的性格會突然轉變似的。」
1939年，白求恩在五台山地區一次手術中遭到感染，得了敗血症。中共領導得知此事後，下令全力搶救。當中共上海地下黨得到包括抗生素盤尼西林以及其它搶救藥品的採購單時，傻眼了，一是這麼大的需要量，別說是沒錢了，就是有錢也無法在上海買到這麼多的嚴禁私自採購的藥品。
萬般無奈下，他們硬著頭皮找到上海灘的杜月笙幫忙，杜月笙看了這單子後也是半晌沒說話。最後杜月笙緩緩地說道，這次藥單的確有些難辦，與以往我幫忙的小事兒不一樣，不過人家一個外國人能不要命地來幫助我們中國人打小日本鬼子，我們中國人自己還有甚好說的呢。請明天晚上黃埔江口接貨吧，所有費用就算我捐助了。

當這批急需的藥品運到唐縣黃石村的時候，白求恩已經奄奄一息了。這時，中共內部出現兩種意見，一說這些藥品太珍貴了，就是給白求恩用了也不見得管用，要是不管用就白瞎了。另一種意見是管不管用也要用。最後大家僵持不下，於是一致認為聽聽白求恩自己的意見。
於是大家就派了一名翻譯與兩位負責人前去問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弄明白了來人的意思後，緩緩地說道：「還是用吧，為了我們的事業，生命也是重要的。」可這話最後傳回來的卻變成了「還是算了吧，為了我們的事業，生命也是可以奉獻的。」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終於閉上了眼睛，但一批珍貴的藥品卻節省了下來。不久毛澤東發表了《紀念白求恩》一文，從此全體中國人知道了加拿大有個白求恩，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