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 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十—)—（3）

西安事變的後果
西安事變既是北伐成功以後，自中華民國統一至全面抗戰爆發的十年間，由殘餘軍閥勢力所發動的最後一次公開武裝叛亂，又是由殘餘軍閥勢力和中共武裝叛國集團首次聯手，在抗日的旗號下，意在共同顛覆中華民國的首次陰謀武裝政變。

它不僅使國民黨「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毀於一旦」。而且「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十年之心力，經營敷飾，粗有規模，經此變化，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設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

西安事變後所表現出來的全國團結一致的氣氛，特別是蔣介石先生能夠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終於使早已橫言「對西安事變絕不做壁上觀」的日本軍閥，深有「此時不滅中國，將無來時」的感喟，從而提前了全面侵華戰爭的時間表。

西安事變後僅半年，那一場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戰爭」，便終於在日本軍閥的瘋狂發動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誘發下，全面爆發了，從而使中華民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戰爭創傷。

西安事變也使中共得到了喘息機會，不致被消滅。並在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後，乘機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明確表示「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一致團結對外，抵抗日本侵略」，要求國共再度「合作」。

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則迫於大敵當前，只能明確表示「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的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中共的所謂與國民黨的再次合作，實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擴張。中共利用國共合作的契機，表面上擁蔣抗日，實際上利用八年抗戰機會，發展擴大了自己，最終釀成了抗戰勝利後的全面叛亂。

而蘇聯因為中國全面抗日而避免了日、德東西夾攻的危機。
中共不僅由此獲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當即重演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的舊戲，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戰中不但迅速造成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而且，將對國民黨的滲透做到了令人歎為觀止的地步。

中華民族的命運，中華民國的命運，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中國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似乎就在「華清池槍聲驟響「的那一剎那間，就已經被確定了下來。由張學良、楊虎城的叛亂槍響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虧一簣的歷史局面，從此竟為中共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推行專制復辟，製造了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更使得中國大陸人民此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劫難。

可以說，作為政變直接發動者的張學良和楊虎城，理應被視為歷史的罪人。而作為幕後策劃者的中共，為了一己私利，置民族大義於不顧，在自己一直並不光彩的歷史上又書寫了不光彩的一筆，同樣應受到歷史公正的審判。

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同意政府軍停止剿共，而中共中央於1937年1月由保安遷到延安。政府軍收編紅軍。同時要求：紅軍停止暴動；中共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政府特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國、共合作抗日，國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全面抗日。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制定和頒佈
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開始認真推動憲政。國民黨於1931年5月5日制定「訓政時期約法」，明確了委託國民黨代管政權是臨時的，最終目地是回歸憲政。

1936年，國民政府公佈了「五五憲草」，規劃回歸憲政，還政於民。這種行為使中國經濟重上軌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後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商事法、公司法。這一系列立法行為基本肯定和繼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經濟法制建設，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此後，國民政府推動憲政的努力被日本侵華戰爭所打斷，但是這種努力並未完全停止，這主要表現在抗戰時期國民參政會和地方參政會的選舉和運作。國民參政會包括了所有主要反對黨（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領袖。1942年大部分參政員又由遴選制改為選舉制。

可以說，國民黨在艱難的時勢下，仍然努力推行憲政，並給予知識份子和普通人民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數知識份子可以對國民政府統治進行謾駡，可以看到中共在國統區設立報社，攻擊國民黨。反觀今日之大陸，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享受到上述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