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 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十)—（2）

作者／心緣

第三階段，國民政府軍並沒有給中共喘息時間，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為了不被消滅，為了能夠與早已逃往川北、並建立了蘇區的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中央紅軍曾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輾轉逃竄。

一渡赤水，強渡長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義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再返貴州；直至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方於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張部會合。

歷史的真實告訴世人，不論是中共中央紅軍由西南逃向川西北，還是張國燾從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裝割據在川湘黔邊的紅二、六軍團，並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向川西北突圍和逃亡，以及後來他們先後在懋功和甘孜的會合，中共三大紅軍主力殘部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係，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

第四階段，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竄，毛部落腳陝北。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於逃亡途中在懋功會合，並召開懋功軍事會議。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毛說「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

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裏還記述說：「毛澤東談笑風生的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裏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

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

張國燾還記述道：「他（毛澤東）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子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

「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遊擊隊等，均毫無所知。」

在懋功會議上張國燾本人也提出了三個計劃，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漢中發展的川甘康計劃，二是向陝北發展、取寧夏為後方、以外蒙古為靠背的北進計劃，三是向蘭州以西河西走廊發展、以新疆為後方的西進計劃。

顯然這三個計劃均與北上抗日無關，純粹是「求生存」的計劃。用張國燾的話來說，「我們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生存和死亡」，而「我們這一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的原因，是因為「志在尋求生存之道」。對此，中共黨史專家亦說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創造川陝甘根據地，並未提出去陝北。」

當我們還原歷史的真實時，會再次發現，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合後，雙方既未提出北上陝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澤東提出的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計劃，是為了打通北逃蘇聯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時，已經是中共中央紅軍逃離江西八個月之後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懋功軍事會議兩個月後，中共於毛爾蓋附近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一是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二是「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張國燾坦承說，「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三是鑒於「我們再停留下去，敵人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毛爾蓋會議既未決定北上，更未決定抗日。

不久，中共紅軍在毛爾蓋西北巴西一帶與政府軍交戰失敗，再加上一、四兩個方面軍之間的猜忌和毛、張的內訌，毛澤東乃率領一方面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等部六千殘餘，以陝甘遊擊大隊的名義，悄然逃往甘肅西南的西固附近。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黨委會議上，才作出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定」。在陝北落腳，是地理的形勢所使然。因為這裏交通不便，易守難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