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解體黨文化》第二章（上）

（接週二「紀元特稿」）
（5）成立中共宗教協會，讓代理人從內部批判宗教
五十年代，中共建立了完全受其操縱的佛教協會和道教協會，以其代理人佔據要津，成為附屬於中共的類似現在所謂八個「民主黨派」的政治組織。這些協會在黨的組織體系中歸統戰部管轄，在政府體系中歸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管轄，其目的不是為了繁榮宗教，而是為了控制宗教。

中國佛教協會在其發起書開篇處即熱烈謳歌中共鎮壓反革命，並「感謝這一切的領導者──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諛詞滾滾，與任何一個世俗組織相比都毫不遜色。

釋迦佛出世為印度迦毗羅衛國淨飯王的悉達王子，出家後又有瓶沙王欲以國王之位相讓，悉達太子都沒有接受，而是入山林苦修。可見，佛教之真意並不在人間的榮華與世俗的政治。而中共操縱的中國佛教協會在其成立章程中確立的宗旨即要求佛教徒參加所謂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道教的情形也差相彷彿。2005年通過的中國道教協會章程中明確規定要「加強……時事政策的學習，提高道教徒愛國主義覺悟和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自覺性。……促進道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構建和諧社會貢獻力量。」簡單地說，道教協會就是要讓《道德經》適應於中共的政策，直白露骨地要改變信仰的內涵。

佛教協會、道教協會在政治上投靠中共，自然也就按照中共的看法去解釋教義。宗教認為世界是苦難的，這種苦難自然是與天國世界的美好相比，否則就無法解釋釋迦牟尼為何要放棄王位去修行。而中共的宗教代理人卻謊稱中共治下的中國「就不能再……說成是黑暗的、痛苦的」。更進一步，為促進信徒更進一步溶於世俗，各協會都在批判所謂「消極厭世、逃避現實的宗教觀念」，讓教徒相信建立人間天堂。這種說法與佛陀所說「苦、集、滅、道」的四諦妙法截然相反。

這些宗教協會的代理人以其在宗教中積累的資源從內部進行批判，例如佛教的主張廢除戒律並說這些典章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這種內部的批判要比中共從外部的詆毀有力得多。

（6）營造宗教自由假象
中國所謂的「宗教自由」是一種偽自由，它有一個前提，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簡單的說，一個人燒香磕頭、懺悔許願，幹甚麼都行，但是當他的信仰和共產黨衝突的時候，他就必須服從共產黨。

偽宗教自由表現為宗教世俗化、宗教團體機關化、宗教場所商業化、宗教領袖政治化或幹部化。

在中國，宗教局是政府用來控制宗教的部門。許多寺院的方丈、道觀的住持同時也是中共的幹部，他們有行政級別，領工資，參加政協會議，甚至配備車輛、電腦，每週進行政治學習。與其他中共幹部唯一不同的是，這些人穿著袈裟或道袍而已。其心不在方外，四大不再皆空，寺觀僅僅是其工作單位而已。

偽宗教自由的另一個表象就是建立大量的廟宇，組織各種宗教大會，修佛像、印佛經等等，給人中共在極力扶持宗教的假象。然而這些事情卻跟真正修行的實質沒有任何關係。

《九評之六》寫道「再以寺院為例，這本是個晨鐘暮鼓、青燈禮佛的修行場所，或是給紅塵中人懺悔禮拜的地方。修行講究的是清靜無為，懺悔禮拜也要求環境莊嚴肅穆，然而現在卻成了發展經濟的旅遊勝地。真正來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後，帶著虔誠敬佛的心來反省自己的過失呢？修復門面，毀去內涵，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無論是佛教、其他宗教還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們淪落到這步田地。」

如今中國的禪宗祖庭少林寺已經成為旅遊和拍攝電影的場所，少林寺方丈販賣少林文化，近期決定花費3.5億元人民幣將清靜佛地變為休閒區，被諷刺為少林寺的「CEO」。他推崇「少林寺也應該有企業的觀念」，於是開著豪華越野車，乘坐飛機周遊世界，策劃各種大型表演，每日周旋於企業老總、政府官員、國際友人等各類社會人士之間。他生活中最多的時間，是用於接待來賓和處理事務。達摩老祖所傳的「壁觀」修法需要清靜的環境，如今蕩然無存。

2006年8月，江西省化成禪寺監寺聖觀法師因為今年「六四」為天安門死難者舉行佛教超度儀式，而被當局威脅、逼迫離開寺廟。桂陽縣宗教局何局長對聖觀法師說：「你吃、喝、嫖、賭都行，就是不能反對共產黨。」

偽宗教自由讓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加入到中共把持的宗教場所，他們研習的經典被中共歪曲，他們的正信被中共用世俗的利益所侵蝕，這都是中共系統破壞佛、道教的圈套。

偽宗教自由同時讓一大批聽命於共產黨的品行惡劣之人成為寺院、道觀的住持以及各級宗教協會的負責人，一方面他們積極配合中共需求在國際上為中共的偽自由塗脂抹粉，另一方面拚命斂財，乃至吃、喝、嫖、賭。例如廣州兩座寺廟裏的和尚到三元裡集體嫖娼；光孝寺、法幢寺和南山寺等三大古寺的和尚集體嫖妓；廣東佛教協會的會長、光孝寺的方丈明生和尚，在寺院內開了一個「甘露坊」素食館，弄了幾個妓女模樣的人站在寺院門口招攬顧客……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求神拜佛的傳統，但必須指出的是，到寺廟燒香許願都是相信眼下的不如意乃因果報應所致，以虔敬懺悔之心許願未來要做多少好事加以彌補，希望神佛給以一時之方便，解脫目前的困境。偽宗教人士則把求神拜佛歪曲成給寺觀佈施錢財即可獲得保佑，全然不管這些錢是否是偷搶或貪污來的。此時求神拜佛從「懺悔」變成了「花錢收買佛，與佛做交易」。

「貪官拜佛，和尚嫖娼」這種偽宗教自由對正教的破壞力最大，許多人因此而批判宗教為虛偽、斂財和淫亂的場所，這種自發的批判比中共的直接詆毀具有更深遠的影響。

必須強調的是，中共對儒釋道的批判是多層面的，包括理論層面的批判；把科學宗教化，用所謂「科學」的大棒對儒釋道思想進行批判；收編宗教界，在宗教內部對儒釋道進行批判；在黨內進行思想清理；對儒釋道進行妖魔化。這種批判是長時間的持續批判，貫穿在教育、生活中，輔以定期的政治運動強化，人人寫文章，或抄文章，強行洗腦。同時，這種批判也是全面否定式的，沒有任何可以讓人對傳統思想進行保留的餘地。在中共狂熱的無神論、唯物論意識形態宣傳中，在惡毒的對儒釋道的妖魔化中，在政治暴力的威脅中，在中共險惡地安排代理人從內部進行顛覆中，中共完成了對儒釋道的系統批判和取代。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知道儒釋道為何，只要一句「封建迷信」，就足以讓人們條件反射式的避而遠之。口號式批判即可，無需證明。

2．批判傳統觀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最開始的兩卦即點出中國人對天地的態度，君子順天道而行才能自強不息，以柔順而深厚的道德去承載萬物。對人則講誠信和睦，推己及人，把對自家老人的尊重和對孩子的愛護推廣到所有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即所謂「講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地人」三才既定，傳統觀念的根本也就定下來了。

中國人敬天、敬地、敬神、敬祖，並由此形成一套日常生活中的處世之道，代代相傳。

而共產黨就「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宣言》）。它對傳統觀念的批判，是其從中國人的生活中徹底清除傳統文化以及信仰的必要步驟。

中共建政伊始，就系統的通過「社會發展史」教育向全民洗腦，把中國近百年來遭受列強侵略的原因統統歸結為傳統文化的「落後」、「愚昧」，把傳統社會描繪成「腐朽、沒落」的「舊社會」，把傳統觀念中的信仰部分標為「愚昧和迷信」，把其中的道德部分標為「吃人的禮教」。這樣，利用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理和自強的願望，中共在全社會發動所謂破除「封建迷信」的運動，打著所謂「移風易俗」的口號，杜絕一切與傳統信仰相關的民間活動；同時中共還把傳統觀念批為替「封建統治者」麻醉人民的政治工具，「使他們安於被剝削的生活」，把傳統社會秩序批判成壓迫百姓的「封建宗族制度」，是和「封建專制制度」相呼應的，把根除傳統文化的運動上升到政治高度，這樣就可以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監督」、「檢舉」、「揭發」民間仍然保持傳統觀念的言語和行為，達到徹底根除的目的。

在此試舉數例被中共批判的傳統觀念。

1）批判對天的敬畏
中國人一直保持著對天的敬畏。即使那些沒有明確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爺」。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天雖然無形無象，但卻無所不知、無處不在。

當王朝末世或者社會普遍道德墮落的時候，天就會降下災難，之前也會有警告，即所謂「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帝王登基後，要行祭天之禮；每年正月十五和冬至，皇帝都要到天壇祭天，這都體現出對天的尊崇。

在政治生活中，「天」昭示了治國的法則，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在日常生活中，「密室私語，天聞如雷」；兵法、建築、樂器等都體現著天的規則，即使造反也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

對「天」，傳統觀念中從來都只有敬畏，而只有共產黨對「天」才「鬥爭」。

對天的敬畏維護了人的道德，「人命關天」的觀念維護了對生命的珍視，「天人合一」的觀念則有效的保護了自然。這些都是共產黨殺人和毀壞環境的障礙，而中共卻需要依靠殺人來讓人在恐懼中臣服於它，需要「戰天鬥地」的豪言壯語激起人們對它的崇拜，和破壞自然的決心。

毛澤東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本來是貶義的「無法無天」變成了褒義的勇敢，並鼓動人參與到「無法無天」的政治鬥爭和環境破壞中。

2）批判命運與善惡報應
中國人從對「天」的敬畏中派生出「天命」觀，以及「善惡有報」。

「認命」是中國常說的一句話，被中共解釋為面對困境的消極與無可奈何。事實上，「認命」的真正意義是「盡人事而聽天命」或「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孔子提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卻仍然在54歲時辭去魯國大司寇的職位，周遊列國十四年，推行王道，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裏並無消極避世的含義。

在個人的生活中，「認命」的思想並不否認個人的奮鬥，僅僅是對人生中不可抗力的解釋。更進一步說，傳統觀念中認為人的命運取決於前半生、乃至數世行善或行惡所承受的善報或惡報。因此「命運」也常常與「善惡有報」、「福報」、「惡報」聯繫起來。

《易經》有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種觀念讓人努力行善，為自己今後的生活，乃至子孫後代積累功德。「善惡有報」也基於「頭上三尺有神靈」，「人間私語，天聞如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等觀念。

相信命運與報應，讓人能夠努力行善，看淡慾望，順天而行，不會為逞一時之快而不計後果。這種思想更讓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人心生一念，天地必相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對朝代更替來說，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就不斷留下對後代歷史大事的預言，其準確程度令人十分驚奇和讚嘆。這種「奉天承運」的天命觀也是帝王執政合法性的來源。

中共將「命運」與「報應」批判為「封建迷信」，並禁演宣傳這類題材的戲劇。其依據為無法證實的「進化論」及「歷史唯物主義」假說。中共非常清楚的是，如果一個人恐懼於報應，是絕對不敢一直跟著中共行惡的。

3）批判柔順與忍讓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易經》以「坤」卦來描述大地。大地有「柔順」之德。這種柔順並非無原則地逆來順受，而是順應天道而行。

「柔順」中含「忍讓」之德，「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韓信受辱於胯下的典故流傳了兩千多年，這都反映出中國人對「忍」的推崇。

中共則鼓吹鬥爭，「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靠協商與對話，而是靠暴力和鎮壓，並將敢於報復描述為勇敢。

蘇東坡曾經說過，受了侮辱後就立刻拔劍而起與別人打起來，這是匹夫，根本談不上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臨侵犯時，總是鎮定不驚。而且即使是遇到無端的侮辱，也能夠控制自己的憤怒。這是因為他的胸懷博大，修養深厚，志向高遠。

「忍」在傳統文化中是自持、寬容、不記他人之過，但絕不是懦弱和無原則的退讓。

中共主張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實為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表現。這非常符合其「鬥爭」精神。這種思路讓社會上的人冤冤相報，人人為敵，這也是造成今天人際關係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人看到乾為剛、坤為柔，剛柔相濟，萬物鹹亨，由是領悟和諧之道。傳統觀念中非常重視「和」。皇宮三大殿，分別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反映出對和諧、和睦的推崇。

中共的發言人現在也常常把「對話」、「協商」、「合作」等等掛在嘴邊，這種謊言是鎮壓的另外一面。近者如汕尾事件、漢源事件、陝北油田事件以及對上訪人士、失地農民、拆遷戶、下崗工人的殘酷鎮壓，實則為鬥爭精神的延續，利用屠殺營造「偽和諧社會」。而在另一方面，由於鬥爭已經成為中共賴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一旦尋求對話與和解，中共自身就會解體。

4）批判傳統社會秩序
中國人從天尊地卑的自然狀態，以及《易經》中「乾坤」與「陰陽」的對應擴展出一套家庭和社會倫理，再從這套倫理中派生出社會秩序。

「尊卑」是中國傳統觀念中的重要部分。按照正統文化，「卑」不一定是壞事。道家一直推崇水的美德，因為水總是「處下」。「處下」的一方是被愛護和保護的一方，處上的一方則是付出的一方。男為強，女為弱；男為剛，女為柔；但剛強不一定意味著好事，道家有「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勝剛強」的說法。

中共一直打亂秩序，謊稱要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但是社會不存在中共意義上的平等。

在社會生活中，一個國家、企業、社團或家庭，總要有人負責任去協調一些事情，有人提出計劃，有人具體執行，這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狀態，也是每個人的智力、體力等綜合因素決定的。而中共將其極端化了，將其描述成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所以中共要打亂一切尊卑和秩序，這事實上是無法做到的，這種所謂的「解放」實為製造「混亂」。

舉例來說，倡導男女平等的人也無可否認，在遇到災禍、疫病、饑荒、戰爭的時候，婦女兒童都是首先要保護的對象。如果倡導男女平等，似乎婦女應該和男子受到同樣的對待，這顯然是不對的。當年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時候，婦女和兒童是最先上救生艇的人，即使她們的丈夫也必須以一個男子漢的擔當和輪船一起沉沒。無人對此決定持有異議，這反映出在我們的內心深處並無男女的絕對平等。

推廣到社會生活中，一個企業或者國家需要有決策者，決策者的決議需要執行者去執行；一支軍隊需要司令官，下面的各級軍官和士兵負責執行命令；如果從社會職能來看，確實存在「尊卑」的問題，但「尊卑」並不必然意味著剝削和壓迫，它也需要上下之間的「仁」和「忠」的美德來維繫。

推廣到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傳統的倫理自然承載起一個和諧有序的家庭和社會。

而「平等」從根本上來說，是佛法中的「眾生平等」，是道家的「天道無親」，是儒家的「有教無類」，是西方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機會的平等，而絕非結果的平等。

中共對於「平等」的歪曲宣傳導致了社會的極度失序和混亂；對於「男女平等」的歪曲解釋實則為對婦女的迫害，強迫她們去做力不勝任或者不適合婦女做的工作。例如中共1976年4月出版的《同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一書中列出了15位女青年的文章，她們所從事的行業即為本應男子所做的送煤工、屠宰工、裝卸工等，「緊握殺豬刀，能頂半邊天」成了歌頌的對象。

中共治下的社會同時也是極其不平等的社會。由於中共壟斷了一切資源，雖然它號稱人民公僕，實際上人民都被當作奴隸，無論是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官民毫無平等可言。

5）以財產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據
翻開中國正史的第一章，《五帝本紀》中記載了五帝的德行以及百姓對這些德行的認可和尊敬。這些德行深入人心，流傳數千年，並從漢地流向少數民族地區和其它國家。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道德和學識是使人獲得聲望和地位的來源。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一個人的人品成為選官的重要指標。漢代的時候實行察舉制，薦舉標準為：「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學通行修，經中博士；明達法令，足以決疑……」另外還要具有「質樸，敦厚，遜讓，節儉」的美德。至魏晉，官府實行九品中正制，道德也成為選官的重要因素。至隋唐開科取士，對於儒家道德的理解程度也同樣是應試者能夠寫出好文章並由此登上仕途的先決條件。

到了中共建政時，德高望重的鄉紳、行會首領和知識份子反而成了鎮壓和打擊的對象，而一個人的出身是否「根紅苗正」才是獲得社會資源的最重要考量。每個人的道德本來取決於其個人的思想行為，而到了中共那裏，道德成為一個階級的群體性標誌。「誰受窮誰光榮，誰致富誰狗熊」，貧窮代表了天然的正確和正義，代表了受壓迫者、代表了「造反有理」、代表了「革命」最堅決最徹底。

一個人的貧窮和富貴本來是不定的，也可能因為勤奮肯幹和抓住機遇而致富，也可能會因為揮霍而敗家。也可能某人田連阡陌，但數年後卻討飯為生。而中共實行「一刀切」，以它奪取政權的那一刻來劃分階級。

對於富貴的仇視，導致中國人在幾十年的時間裏，以貧窮做為傲視他人的資本。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打倒某人時，只需稱此人是地主或者資本家，餘下的話就不用多說了，富貴代表了「剝削」，代表了「鎮壓」，代表了「罪惡」。

幾十年後，共產黨自己顛倒乾坤，號召大家去發家致富。今天的人們不再以富貴為罪惡，轉而以貧窮為可恥。此時評判一個人的好與壞、成功與否也和道德脫鉤，而以人的富裕程度來衡量，誰有錢誰就有本事，哪管這錢是偷來、搶來、騙來、貪污受賄來的、出賣肉體來的或者出賣靈魂來的。「笑貧不笑娼」的結果是讓大家更加不擇手段地撈取財富，之後便沉迷聲色之中，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認同中共的統治。

6）宣揚粗鄙的黨文化
中共治下的許多人以文雅為恥，以粗鄙為榮。

中華民族向來被稱為禮儀之邦，人與人之間講文明，重禮儀，人與人見面拱手作揖，文質彬彬。但中共卻號召人們「滾一身泥巴，磨一手老繭，養一身革命蟲」。「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才是最革命。知識份子講禮貌，中共則宣傳「大老粗」。在文明與野蠻之間，中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野蠻。

今天的中國人，不講禮貌，隨地吐痰，公共場合大聲說話，不管有錢沒錢，都要說幾句粗話、講幾個黃段子。出國以後，許多中國人在禁煙區吸煙；在宗教場所嬉戲遊玩，不尊重當地民俗；在飛機、賓館、車船等地高聲接打電話；在大庭廣眾之下脫去鞋襪、挽起褲腿；穿著睡衣出家門；排隊加塞兒等等，以至於在許多國家的旅遊場所，當地人都特意在廁所裏貼上中文的「便後沖水」的提示。這都是中共破壞傳統文化帶來的惡果。

7）其他受到批判的觀念
中共的批判常常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將思想批判轉變成人身攻擊。然後用「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的歪理邪說將被批判者的思想一概罵倒。而對於思想者的人身攻擊，也僅僅是非常簡單地扣上「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等帽子而已。

中共通過詆毀孔子，隨之否定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仁義禮智信」、「克己復禮」、「溫良恭儉讓」等。許多人在看到這些字眼的時候，想到的不是其本身的內涵，而是高分貝的廣播、鋪天蓋地的大帽子、大字報，以及被批判者的悲慘下場，從而出於恐懼而自覺與這些思想「劃清界限」。

儒家講「仁」，就是要關懷他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仁」的批判導致「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中國人崇尚「中庸」。「中庸」絕非中共所解釋的「和稀泥」、滑頭、左右逢源、兩面派，其本意是「常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須臾離也」。其中包含學習方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處理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的關係，達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國之道。在中共那裏，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義，變成為了保護自己而放棄原則的犬儒。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