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 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八)—（2）

作者／心緣

日本入侵中國和國民黨局部抗戰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瀋陽附近柳條湖南滿鐵路的一段鐵軌，誣指為中國人所為，炮轟北大營的東北軍，進攻瀋陽。因為國民黨正忙於圍剿中共，蔣介石提出了「暫不抵抗」政策。

一是為了「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二是要「傚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目的是為了「準備好了再幹」。

因此，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退駐關內。不久，日軍佔領了東三省。

可以說，蔣張不抵抗的認識根源是，事變之初他們以為是日軍挑釁行為，未能判斷出是日本侵吞整個東北的開始，還圖謀以外交交涉解決。

日軍佔領東北後，正在對中共進行第三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只得停止軍事行動，蔣介石也離開江西前線，回到南京商討對日對策。

為尊重國際條約，南京政府馬上訴諸國際聯盟，國聯乃命令日本撤兵，國際輿論也多斥責日本的侵略行動，但因為並未涉及到列強的根本利益，列強的態度不強硬。

而日本對此則是置之不理。

這時，蔣介石面臨的形勢是內有中共的武裝叛亂，外有日本的入侵和列強的坐視不管。這時的中國是一個「窮中國和弱中國」，一個「亂中國和憂中國」。

中日在軍事上的實力有著天壤之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既不願看到中國真正統一強大起來，又不願看到日本真正能夠稱霸亞洲以對抗美國和西方。

他們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惡或交戰，才能使亞洲「自削其強，自致其弱」。

可以說，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所遭遇的，實質上仍是一個「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生死無人過問」的惡劣國際環境。

在這樣的形勢下，1931年10月，蔣介石、汪精衛等在上海召開會議，並就外交政策達成協定：

一、實行統一外交，對外交涉由南京中央負責，廣州不辦外交；
二、如果日軍來攻，應該抵抗，用武力來對付它，不要不抵抗；
三、不主張對日宣戰；四、不主張退出國聯。

這表明，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基於自身實力和面臨的形勢，採取了「和戰並用」的政策。

蔣的「和戰並用」的政策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它既不放棄武力抵抗，也不放棄外交途徑解決問題。誠如蔣介石所言：「我們是弱國，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忠實的估計。」

因此，一方面應該是「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另一方面又應該將「任何解決均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

這就說明「和戰並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戰，而是和為手段，戰為根本。

這個政策是蔣介石對日本和對中國均有忠實估計的結果，所謂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才該打即打，該和即和，並且忍辱負重，甘唱白臉，以「國人要打、政府要和」之雙向策略，來對付日本，訴諸國際聯盟。

11月，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攘外安內」的重要前提。

（關於「攘外安內」政策的提出和評價下文再詳細解讀）蔣介石希望先平息國內中共的叛亂，再全力以赴對付日本。

而在民間，日本的侵略行為引發了中國的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特別在上海的抵制行動，沉重打擊了日本在上海的貿易，因為上海是日本在華最大的貿易、航運和製造業中心。

為了消除上海的排日運動，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戰端。佈防上海的十九路軍在蔣光鼐等將領的率領下，首先奮起抵抗。

第一次淞滬抗戰爆發。蔣介石將分別駐紮在京滬和京杭線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率領赴滬協同十九路軍共同作戰，但卻將抗戰的榮譽盡付十九路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