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十之一)

⊙陳沅森
（接週二《紀元論壇》）
（14）「李良、石惠澤叛國投敵案」
還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澤的同班同學曹辛星，讀高中時曾在《詩刊》上發表過兩首小詩。他進入左家壠蔬菜公司工作後，很快世俗化，不談學習，只談女人。與岳印的一位姑娘談戀愛鬧殭分手後，告訴我「她屁股上某個部位有一塊甚麼樣的疤」，說的活靈活現。按說此君應該平平安安，沒甚麼問題，但他命不長。「文革」武鬥時，一位曾經有過小嫌隙的鄰居把他誘騙上山，掏出手槍一槍把他崩了。他曾跪地磕頭求饒，但心狠手辣的鄰居沒有饒他。又按說此事神不知鬼不覺，這鄰居青年也應該沒甚麼問題。但他殺人後回到工廠得意忘形地自言自語：「老子今天幹了一件大事！」這句話被一位積極份子聽見了，「文革」恢復秩序後追查這位「老子」，「那天幹了一件甚麼大事？」曹辛星命案才水落石出，此君打紅叉的名字也就上了佈告。——冥冥之中，因果報應，自有定數，此處不贅。

像李良、石惠澤那樣的失學青年，早已納入街道居委會的監控範圍。有天晚上，我去李良家，遠遠看見一個中年婦女鬼鬼祟祟地趴在他家窗台上偷窺，聽到腳步聲，慌慌忙忙走進隔壁家，又在門縫裏偷窺我。我乾脆過門不入，逕直前行，彷彿一位過路人。此後，我不敢再去李良家，居委會把我的名字列入常來常往的黑名單，萬一李良他們瞞著我幹了甚麼，怎麼說得清呢？
我也不能告訴李良有鄰居偷窺，他本來就懷疑自己被監視。萬一他與鄰居扯皮把我頂出來，劉股長那裏不好交差。可能是平日我勸告他的話留下太多的想像空間（那時我還沒有「搞臭自己」），他也懷疑我。

一天，他突然用兇狠的態度「審問」我：「你說，你的工作是怎麼搞來的？」
其實，這問題並不難回答。一則是突如其來，二則是他態度反常，一下真把我搞懵了，幾秒鐘沒答上來。

「好的，我知道了！」他丟下這句話，扭頭便走了。
過了十天半個月，我在師院新華書店翻書，他進來看見了，邀我「到後面山上去走走」。走走就走走吧，那是座幾十米高的無名小山，長滿了丈餘高的小松樹。走到半山坡，見這裏遠離馬路，說話沒人聽見，便想坐下來再與他談談心，勸他回到數學殿堂，「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解數學題」。他不同意坐下，催我繼續往上爬。又爬了幾十步，我實在不想再往上爬了，便說：「爬上去幹甚麼？又沒有甚麼名勝古蹟。」哪知他堅決得很，非爬到頂峰不可，我無可奈何，只好奉陪。
爬到頂峰，絕無人跡，團團松樹遮蔽了我們，馬路上汽車聲音都聽不見了。
「你說，」李良左手撐在一棵松樹上，右手放在身後，面對面，目露兇光地審問我，「你的工作是怎麼搞來的？」

我用平靜的聲音，按早已考慮好的回答，是我父與區政府一個熟人推薦的，要求字寫得好。
「撒謊！」他惡狠狠地說，「有人說，是派出所安排的。」
「屁話！」我鎮靜自若，反問他，「派出所憑甚麼安排我？」

接著，我反客為主，問他「你願不願意刻鋼板？」「如果願意，我可以分出部份業務，讓你在家裏幹，每月保證收入30元。」我知道他幹不了，字寫得並不差，但由於深度近視，不耐煩寫密密麻麻的小字，習慣於龍飛鳳舞畫大字。

他像洩了氣的皮球，臉上的劍拔弩張不見了，連連說：「對不起，對不起，我錯怪你了。」
接著，他從身後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說：「今天你如果還像那天一樣回答不出來，我就宰了你。」

我處變不驚，責怪他說：「那天你那麼兇，嚇得我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他又笑瞇瞇地說：「對不起，對不起！」

下山與他分手後，我的心倒蹦蹦地跳起來，好險！要不是鎮靜自若，後果不堪設想。此前，除了第一次公安把我抓到派出所，審問我的同學、朋友，報了他的名字外，從來沒有將他的言論匯過報。相反，總是勸他和打消他某些想法的萌芽，他倒恩將仇報……為保護數學天才，避免麻煩，這一次，我又隱忍了，沒有上報，只是提高了警惕，懂得了「當線人有可能被激怒的對象幹掉」。

「搞臭自己」後，我只嚴密注視公安方面的動靜，根本沒提防來自群眾一方的懲罰，之所以多次大難不死，只能歸結於「命大」。實際上，特務機關對線人的生命安全是不負責任的，他們根本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萬一被害，能破案當然也會忙一陣子。抓不到兇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絕不會公佈被害的真實原因，絕對沒有「撫恤金」。因此，在這裏我向年輕人提出忠告，千萬不要貪圖一點點小錢為專制集團賣命。——在加拿大滿地可監控、跟蹤、加害過我的華人青年，打過照面的約有二、三十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