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沅森 

(接週三「紀元特稿」) 

心中有「數」之後,父親的教導立馬響起在耳邊。那時候年輕,缺乏經驗,素來不喜歡撒謊的我,哪裏是幾位破案經驗豐富的公安的對手?在目光犀利的窮追緊問之下,隱瞞不住,終於敗下陣來,只好用低頭認罪的態度供認: 

「前不久,我聽Z君說,W姑娘和幾位青年,可能在搞組織。」 

幾位公安聽到這句話,大為振奮。胖子得勢不饒人地說: 

「是吧,我說你有問題,你不承認,企圖在政府面前耍花招,一口咬定沒問題。現在怎麼樣,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滿面羞慚,啞口無言。 

抓到突破口之後,公安乘勝追擊,重點問話是: 

「你參沒參加?」 

「你知道還有哪些人參加了?」 

「有次遊岳麓山,你去了沒有?」…… 

這些問題都依據事實一一回答之後,威脅、恐嚇的話,像連珠炮似的一句句向我砸來: 

「你說你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甚麼聽到有人搞組織,不向政府檢舉揭發?」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問題,不但不檢舉,我們來找你,還繼續隱瞞,與我們兜圈子,和政府對抗。」 

「放著正路不走,包庇反革命分子,硬要往刺蓬裏鑽(長沙方言,意為『往絕路上走』)!」 

「一口咬定自己沒有問題,負隅頑抗,不見棺材不流淚。」 

「知情不報,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知情不報,該當何罪?你自己說說。」 

「就憑這一條,判幾年,你沒得話說。」 

…… 

當公安一而再,再而三地追問「Z書記到底是誰?」「Z書記是不是Z君?」「他是不是頭頭?」「Z書記是甚麼書記?」「Z書記作的總結報告內容是甚麼?」時……回答就比較難了。一來,我不知W姑娘新結識的幾位青年中,有沒有人姓Z?二來,「Z書記」「作總結報告」時,我不在現場,沒聽到;三來,「Z書記」如果是我的同學Z君,作「過多解釋」反而有包庇之嫌。問來問去,最後,我說了一句: 

「這些問題,你們今後都會清楚的。」 

胖子聽了這句話很高興,立即逼問: 

「那麼,今後你打算怎麼辦呢?」 

公安已經做好一個「套」,逼迫你往裏面鑽。他們不說要你做甚麼,而是要你自己說出來。 

「……」我低頭沉默不語。 

「怎麼,啞了?」見我好一陣沒吭聲,胖子問道。 

明明是要我當特務(線人),出賣朋友,這是江湖上最忌諱的事。幾次猶猶豫豫,在緊緊催逼之下,無法迴避,只好低聲說: 

「協助政府把情況搞清楚。」 

「對啦!」胖子的目的達到了,表揚道,「這樣的態度就是正確的。我們找你之前,對你的情況進行了研究,看來還不是那種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出身雖不好,但願意選擇走正道,表現還可以。不過,也非常危險,如不加強思想改造,反革命分子就會拉你下水。政府今天找你談話,是挽救你,把你從懸崖邊上拉回來。剛才你的表態很好,願意跟黨和政府合作,協助我們把情況搞清楚。你要端正態度,積極行動,立功贖罪。」 

說完,胖子站起來把手一揮,出門上吉普車,一溜煙開走了。 

後來才知道,這位胖子的官還真不小——長沙市公安局副局長兼一科(政治保衛科,簡稱「政保科」)科長,是這個城市「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專職最高指揮官。 

留下的L公安提示說:「明天禮拜天,你打算怎麼辦?」 

「過河去會一會W姑娘。」 

「很好,與政府站在一邊沒錯的,抓緊辦吧。」L公安交代,每次與對像見面後,當晚就要寫出匯報材料,用平信郵寄給他,他將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告訴了我。 

走出左家壟派出所的大門,方知天色已晚。一陣涼風吹來,衣服粘在身上,方知我曾大汗淋漓,身上無一根乾紗。 

回到家裏,父親問我到哪裏去了,原原本本如實以告。他思考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說:「W姑娘太豈有此理了,共產黨是專挖別人牆腳出身的,還會讓你們幾個毛頭小鬼佔了便宜?幾條小泥鰍,也想掀大浪!讓他們坐幾年牢,受一點教訓也好,這事不能怪你。『人在矮簷下,哪敢不低頭?』你只能跟他們幹,而且,千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洩露機密,否則勞教勞改,死路一條。」——我在兄妹中最會讀書,父親不願意看到他最疼愛的兒子判刑坐牢,只好同意我跟黨和政府走。 

實際上,公安是滿有把握的,在這節骨眼上,不跟黨和政府走,便是死路一條。沒有幹與不幹的選擇餘地,攤上了,就得幹,除非你不想活了;只要你想活下去,不想幹也得幹。 

後來接觸多了,一位公安得意地告訴我:「我們辦的所有反革命案件,全都是突破薄弱環節,由內線提供消息,百分之百的準確破案。這個方法是史達林發明的,叫做『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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