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功方面,乾隆帝同樣值得稱道的有:
一、統一了整個新疆地區。乾隆時期,先後兩次派兵平定了新疆準噶爾的叛亂,並使土爾扈特部回歸,統一了整個新疆。此後,清政府在喀什噶爾等地設置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及劣謨大臣;乾隆還設置了伊犁將軍,實行軍府制,修築城堡,駐紮軍隊,巡查邊界;並移民屯邊,加強了對西域的管理。
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康熙和雍正時期的西藏,達賴(駐拉薩)和班禪(駐紮什倫布)掌政令,行教化,同為政教僧俗領袖。而乾隆時期在兩次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尼泊爾)後,乾隆於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頒佈了《欽定西藏章程》中,規定「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其地位「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各級地方官員及管事喇嘛,都歸駐藏大臣管轄,「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他們的任命,也「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達賴、班禪以及其他呼圖克圖「靈童」轉世時的「金本巴瓶掣簽」儀式,也要在駐藏大臣的監視下進行。即把呈報出世的「靈童」指出數名,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上,放進皇帝頒發的金本巴瓶內,誦經七日,屆時,駐藏大臣親臨監視抽籤,然後再呈請中央政府批准,方為有效。其他如審查財政收支、主持對外事務、春秋巡視國境等,也都由駐藏大臣經管。此外還整頓西藏地方軍隊組織,加強防務,鑄造西藏地方銀幣。通過這些措施,西藏「事權始歸一」。標誌著中央政府開始對西藏實行全面的管轄。
乾隆時期的盛世景象
乾隆時期,百姓安居樂業,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非常快,主要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和耕地面積的擴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國耕地面積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位,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乾隆時期則大大超過了這一數位。
此外,南方雙季水稻種植的推廣以及蕃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廣,使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產,在江浙、湖廣、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區,一般都畝產兩三石,多者可以達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這進一步導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長。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乾隆以後,統計方法變了,總括大小男婦數。1741年(乾隆六年),全國人口總數為1億4,300多萬;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億100多萬。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表明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同時,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
另一方面,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也有明顯的增加。桑、茶葉、棉花、甘蔗、煙草等都成為當時非常重要的商品化農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礎上,種植更加盛行。不僅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產區,而且東北也成為重要的棉花產地。在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地區,農民都大量種植桑樹。特別是浙江省,「蠶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區,「尺寸之堤,必樹之桑」。所獲之利,比種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餘倍。甘蔗的種植在廣東、福建、台灣等地也十分普遍。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白紫二蔗,動連千頃」。台灣更是「蔗田萬頃碧萋萋」。煙葉的種植也已推廣到全國各地。在「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煙。
手工業生產在康熙中期以後,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乾隆時期的手工業發展得更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業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絲織業的主要產地是: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發展十分迅速。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而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型大小」,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作者/心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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