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功在1992年傳出，當時中國社會剛剛擺脫「文化大革命」的恐怖陰影、精神上處於一個復甦期。法輪功屬於傳統的佛家功派，將打坐和像太極拳一樣（舒緩）的功法與以「真、善、忍」為核心的道德原則相結合（進行修煉）。
法輪功從東北城市長春傳出，傳遍全中國。到上個世紀末，據估計中國有7,000萬到1億人學煉法輪功，（其中許多人）成為堅定的修煉者。但在1999年夏天，中共當局對法輪功發起了殘酷的迫害。當年6月，（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設立了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610）辦公室，並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充當負責人（主持全國鎮壓行動）。當局將法輪功定性為「邪教」，稱其對中共構成威脅。而威脅到中共者必須根除。
7月22日晚，全國各地數以千計的法輪功學員在睡夢中被驚醒，遭到逮捕、毆打和拘押。中共當局並大批燒燬法輪功書籍，查封了各地的集體煉功點。由於法輪功學員抗拒，當局加大了迫害力度。1999年11月30日，當局召集了大約3,000名政府官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會；李嵐清在會上（口頭）傳達了當局（江澤民）對法輪功的新政策：「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
很久以後，外界才得知中共的迫害行動殘酷到了甚麼程度。
「沒有醫生敢這樣做」
民主國家正討論與中共在人權問題上「脫鉤」，但這其中存在一個根本性的難題：即在（包括醫療和技術產品在內的）必需品供應依賴中國的情況下，西方對中共到底有多大的制約力？在COVID-19爆發及隨後的大流行期間，（供應鏈）問題的嚴重性凸顯出來，並成為敏感的政治議題。
人權專家和宗教自由倡導人士則試圖讓人們關注另一個由北京控制並秘密扶持了很多年的「供應鏈」，這方面的危機要可怕得多。但是，儘管相關證據不斷浮現，美國和其它國家卻對其恐怖程度視而不見。
不過，器官移植權威雜誌《美國移植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一年前刊登的一項研究結果，使得人們無法再忽視這個問題。
兩位研究人員——澳洲國立大學博士生羅伯遜（Matthew Robertson）和以色列沙巴醫學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心臟移植科創始人、前主任拉維（Jacob Lavee）博士，發現了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中國的外科醫生在囚犯還活著時就系統地摘除他們的器官，為中國產值已達數十億美元的器官出口行業「按需」供應器官。
在這項開創性的學術研究中，羅伯遜和拉維翻譯並分析了中國外科醫生於1980年至2015年期間，在國營學術期刊上發表的數千篇與其移植手術相關的論文。其中，有71篇文章「明確描述」了從仍然活著的囚犯身上摘取心臟的過程。這顯然違反了國際公認的「死亡捐贈者」規則——即禁止醫生在捐贈者被宣布為「腦死亡」之前摘取其器官，令人震驚。
精通普通話的羅伯遜起初翻譯了一套文件，拿去和拉維分享。拉維的第一反應就是「不信」，他向政治網站「真清晰政治」（RealClearPolitics）表示，「我當時坦率地告訴他，『你搞錯了，夥計。』但隨著相關文件越來越多，我們都被自己的發現嚇了一跳。沒有哪個醫生敢在不確定捐贈者確實『腦死亡』的情況下摘取器官。但他們不但這麼幹了，而且還（公然）將其寫進論文。」
一些頂尖研究人員通過深入研究後發現，這類致命移植手術的受害者，多數是良心犯——宗教少數派和政治異見人士。
已有大量證據表明，中國外科醫生最初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在過去幾年裏，中共當局對穆斯林群體展開系統性的鎮壓，大量維吾爾族人遭監禁，並成為活摘器官活動的受害者。（拜登總統於2021年正式宣布，中共試圖通過大規模拘留和強制絕育來減少維吾爾族人口，犯下種族滅絕罪。特朗普政府在拜登就職前一天，首次將中共對維吾爾人的鎮壓行動認定為種族滅絕，使得外界無法忽略這一問題。）
中共在器官問題上的騙術
美國境內外要求譴責器官活摘活動的呼聲日益高漲，要求負有道德責任的國家採取措施，確保自己的政府和醫療機構脫離中共「器官供應鏈」，避免對其進行資金或其它任何方式的支持。
共產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在摘取囚犯的器官。北京最初宣稱，其摘取的所有器官都來自自願捐贈者，但中國頂級移植專家、時任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2005年承認，移植手術中的器官大約有95%來自死刑犯。
在國際社會的強烈呼籲下，中共被迫於2015年做出政策上的改變，但仍然保留了從「自願」捐贈的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權利。不過，外界沒有辦法證明死刑犯自願獻出器官。
有關中國器官移植業還有一個驚人內幕，即病人可以預約在幾天或幾周內進行移植手術，而在美國則需要等待幾個月甚至幾年。
更可疑的是，在國際社會對其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表達強烈抗議後，中共宣稱其登記在冊的自願捐贈者在2019年達到近177萬人。而在2015年這一數字幾乎為零，兩相比較增速驚人。
在澳洲統計學家辛德（Raymond Hinde）幫助下，羅伯遜和拉維比較分析了中國和其它50個國家三種器官捐贈數量的增長曲線，發現中國的曲線呈現異常平滑的上升態勢，就像完美但不可靠的二次方程式。羅伯遜和拉維於2019年在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同行評審醫學倫理文章總結說，中國醫療機構嚴重偽造了自願捐贈數據。
早於（該論文發表前）超過12年（2006年）時，有指控稱中共當局為摘取器官牟利，殺害了許多法輪功學員；但目前的證據表明，這種活動開始的時間至少要往前推六年，也就是2000年就開始了。中共則長期否認推行這一令人髮指的政策。由於缺乏透明度，相關指控甚至在幾年前都幾乎無法核實。
但隨著時間推移，專家、外科醫生和研究人員挖掘出了可信的證據，並向美國國會、英國議會、聯合國、國際法庭和其它聲望很高的機構作證，講述他們的驚人發現。2019年，英國的一個非政府法庭——「中國法庭」對中共活摘器官問題進行了調查，他們舉行聽證會並對數十個證人和專家提供的證據進行評判。該法庭了解到，在全世界的震驚聲中，中共非但沒有收斂其殘暴行徑，反而進一步對另一個受迫害的宗教少數群體——維吾爾人下手。
在曾把前南斯拉夫獨裁者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告上海牙國際法庭的全球知名律師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帶領下，「中國法庭」的七人小組得出結論，即中國各地大規模活摘良心犯器官的做法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該法庭並認為，中共為獲取器官而處決良心犯的做法構成反人類罪，並稱中國的「移植旅遊」業規模龐大，顯示良心犯遭「按需殺害」。
「中國法庭」的裁決是個轉折點，但國際社會此後面臨著更大的行動壓力，需要進一步採取措施、譴責並努力制止這一令人不寒而慄的罪行。去年12月，加拿大跟隨其它至少十個國家的腳步、通過了反活摘器官立法。依照渥太華的新法案，加拿大公民和居民任何助長中共摘取器官行業發展的行為（包括未經授權赴中國接受器官移植手術）都將被視為違法活動。
曾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的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將記錄和曝光中共活摘宗教少數群體器官的努力，比作18世紀末的英國政治家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為揭露恐怖的奴隸貿易而做出的努力。
布朗巴克正在撰寫一本關於中國宗教迫害歷史的書。他向「真清晰政治」表示，「（把真相）在人們眼前攤開，是一切社會運動（發揮作用）的關鍵。直到威爾伯福斯帶著人們參觀了奴隸船、讓他們聞到（奴隸的）氣味、看到（奴隸），局勢才真正開始出現轉折。」
隨著證據不斷增多，國會開始採取措施應對中共的有害活動；在華府，支持美國和國際社會採取更多行動、懲治中共活摘器官殘忍行徑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人權律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謝伊（Nina Shea）向「真清晰政治」表示，「在華盛頓和世界各地，人們（現在）更願意承認中共在掩蓋，在從事秘密勾當，在操縱數據（如謊稱通過自願捐贈系統來獲取器官）。」
在今年2月初召開的國際宗教自由峰會上，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考爾（Michael McCaul）指控中共「竭盡全力攻擊宗教」，並譴責中共摘取維吾爾人和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行為。這是美國高級別政治家首次以強有力的言詞、公開指認該問題嚴重性的事例之一。
在麥考爾及其他議員近乎一致的支持下，聯邦眾議院在3月底通過一項由眾議員Chris Smith主導的兩黨反活摘器官法案。史密斯是長期的人權倡導者和國會中國事務執行委員會共同主席。該法案將對任何資助或支持中共器官摘取活動的人實施制裁。來自阿肯色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Tom Cotton和來自特拉華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Chris Coons也提出一項類似的法案，目前正在參議院審議。
國際醫學組織發起抵制行動
最近，一個著名的國際醫學組織首次站出來、嚴厲譴責中共的活摘器官行徑，並拿出實際行動進行抵制。去年，國際心肺移植協會（ISHLT）發表聲明，稱注意到有關中共處決囚犯、摘取器官用於移植的說法。因此，（中國的）醫生不能再在該協會醫學雜誌上發表其研究結果，或在該協會年度會議上展示其工作成果。人權倡導者稱這一政策樹立了新的道德典範，其它器官移植方面的協會都應該遵循。牽頭者認為，儘管這樣的抵制活動目前極其少見，但其意義重大。
拉維博士在接受「真清晰政治」的一個長時間採訪時說，「我們知道，學術界的這種抵制非常重要，因為中共不願被這些國際醫學論壇拒之門外。希望有類似的組織，如美國移植學會或者其它組織跟進。」
「這是一個重大進展」，羅伯遜去年在湯姆‧蘭托斯人權委員會（一個兩黨合作的眾議院小組）舉辦的聽證會上作證時說，「這是在我的合著者拉維博士的幫助下實現的。我覺得，這類由專業組織採取的行動更能帶來大的改變。」
國際心肺移植協會上個月在美國丹佛舉行了年度會議，在這個大醫療機構雲集的場合大力譴責中共，等於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共的所作所為）。對中共活摘器官問題進行實地調查的主要人員、葛特曼（Ethan Gutmann）也在此次會議開幕式上發表了演講。
葛特曼去年在國會作證時說，估計每年有25,000至50,000名維吾爾族穆斯林因遭摘取器官而死。他重點講述了有關新疆阿克蘇一家早前收治沙士（SARS）病人的醫院（即阿克蘇傳染病院）的重大發現。葛特曼（通過採訪維吾爾人）得知，該醫院附近有一個可容納33,000人的拘留營，還有一個大型火葬場，（這三座設施相互間的距離）不到一公里。醫院（附近）有一個機場，專門為該醫院設置了一條「快速通道」，用來將器官快遞到中國各地的醫院。
葛特曼在聽證會上表示，「一名維吾爾男子說，他每天都開車經過火葬場，在當地工作的人都抱怨那裏的氣味。」
葛特曼著有《屠殺》（The Slaughter）一書。書中說，（中共）駭人聽聞的器官摘取活動最初針對的是各種類型的死刑犯，並描述了摘取過程。書中並說，在當局於1999年發動鎮壓法輪功的運動後，器官摘取活動急遽增加。葛特曼是在對逃離中國拘留營的人進行了二十多次採訪，並採訪了器官活摘受害者親屬後，得出的上述調查結果。
曾在中國擔任外科醫生的安華托帝‧博格達（Enver Tohti Bugdha）也出席了該聽證會。他曾多次在國會和其它國際專家小組作證。他說，他曾於1994年服從中共官員的命令，活摘了一名犯人的器官，他對此感到慚愧和後悔。
目擊者證詞
葛特曼採訪了來自新疆二十多個集中營的證人，發現證詞驚人的一致：集中營每年有2.5%到5%的囚犯失蹤，通常都是28歲左右的男子。（中國醫療機構認為）這個年齡的人身體發育狀況最適合做器官摘除。此外，證人還描述了一個一致的現象：所有失蹤者在集中營舉行的集體體檢（包括全面的血液測試）後，都被要求穿戴色彩鮮豔（橙色或粉色）的馬甲或腕帶。葛特曼在接受採訪時說，「然後這些人就消失了，（其他囚犯）則不能談論他們。」
（隨著時間推移）有關中共活摘器官活動的證據越來越多，人們對其的了解也日益加深，這令人權倡導者受到鼓舞。幾十年來，一些人持續追蹤並向外界披露這方面的情況，而華盛頓大多數官員和美國商業利益集團卻對此視而不見。
今年2月份，史密斯議員在介紹他的反活摘器官法案時說，「人們終於開始意識到中共的暴行。美國人，特別是醫學界人士必須進行道德層面的審視，看看我們在這一令人髮指的罪行中是不是成了共犯。」
安華托帝認為，（發生活摘器官這種事情的）原因很簡單：中共當局根本不把普通人當人看。在其眼中，黨內精英才是人，其他人都是可以任意處置的財物。他在去年的聽證會上說，「因此他們可以為所欲為，將人體用於醫療目的並不稀奇。」
安華托帝還引述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一書中的一個腳註。該書說，1943年，由於一家醫院需要「用於解剖」的屍體，一名中共官員於是授權另一人處決三名「反革命分子」。該腳註指出，毛澤東的一名助手（在參觀一所醫院時）看到一個大槽，裏面用福爾馬林泡著一具年約三十多歲的男屍。
西方整體醫學界譴責但不抵制中共
葛特曼的調查結果顯示，僅在2000年至2008年期間，就有約65,000名法輪功學員因器官被摘而死。2020年，由聯合國指派的12名獨立人權專家表示，有關中國法輪功學員、維吾爾和其他民族的穆斯林、藏人以及基督徒器官被摘的可靠證據，讓他們「極為震驚」。專家們呼籲中方迅速回應相關指控，並允許國際人權機構進行獨立監督。
然而，中共操縱了世界衛生組織（WHO），使得該組織像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那樣，斷然否認有活摘器官這樣的事情存在。
謝伊在一篇深入報道中說，羅伯遜發現，哈佛大學移植外科醫生Francis Delmonico領導的世界衛生組織「反器官販賣諮詢工作組」是由負責中國移植系統的中共中央委員黃潔夫發起的。事實上，一份由（中共）政府發布的文件顯示，黃潔夫「代表中國提議成立世衛組織器官摘取問題工作組」。羅伯遜認為，黃潔夫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影響工作組的調查結果。
謝伊認為，美國和國際社會的政策制定者要看穿這種騙術，明確對（中共）迫害法輪功問題進行譴責，並將其認定為群體滅絕行為。她說，「如果早點這麼做，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行為可能就不會發生。」
國際宗教自由峰會和4月份召開的國際心肺移植學會年會等全球論壇，有助於引發人們對中國（中共）活摘宗教少數群體器官行為的更多關注。
儘管更多的人（對中共活摘器官問題）有了了解，譴責聲浪也更大，再加上華盛頓目前對抗中國（中共）的情緒也高漲，但史密斯的法案能否在參議院通過並交由拜登總統簽字，還是個未知數。一些中國異見人士和人權倡導者認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設定與北京打交道的底線，是因為他們無法相信會有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發生。
「這就好像一句話『哪有這麼好的事』（it’s too good to be true）的反面（哪有這麼可怕的事）。」安華托帝在去年的聽證會上說。
我想到的則是「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歸根結底，國會、國務院和美國醫療機構有一個共同的癥結，那就是不願意在這種大規模的暴行問題上和中共對抗，因為牽扯的面太廣了，從國際貿易到台灣問題，等等。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在2001年首次就中共摘取器官的行為舉行了聽證會。實際上，早在1996年的國會聽證會上就提到過這個問題。但國會尚未通過任何解決這一問題的措施。2001年聽證會的主題是，「器官買賣：中國（中共）不斷擴張的產業及對囚犯權利的根本侵犯」。
多年來，國際醫學界也未能以有效的方式回擊北京。例如，儘管有證據顯示中共仍從活著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美國移植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卻始終沒有予以譴責，也沒有參與抵制行動。實際上，在2022年刊登羅伯遜和拉維上述文章的《美國移植雜誌》，其所有者就是美國移植學會，但該機構仍然堅持其一貫的立場。當被問及是否會加入國際心肺移植協會抵制中國研究成果的行動時，美國移植學會的發言人說，該組織「一向譴責不道德的（器官）摘取行為」，並澄清說《美國移植雜誌》是獨立運作的，不受該組織管控。
美國移植學會主席、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 Louis）專家查普曼（William Chapman）通過一份電子郵件聲明向「真清晰政治」表示，「美國移植學會一直強烈反對不道德的器官摘取行為，拉維博士和羅伯遜的研究引發了我們的擔憂，（因為）他們發現中共的摘取（器官）行動是在捐贈者被宣布為腦死亡之前發生的。美國移植學會堅決支持『死亡捐贈者規則』。」
拉維說，查普曼這一回應反映出美國移植學會和其它國際醫學組織，如世界器官移植學會（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在中國問題上的「兩面派態度」。他向「真清晰政治」表示，這些組織普遍譴責不道德的器官摘取行為，但沒有採取「任何有意義的行動」來彰顯其政策。
中共購買「沉默」
在特朗普政府期間擔任助理國務卿（分管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的德斯特羅（Robert Destro）說，美國國務院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傾向，即反對譴責中國中共的人權侵犯行為。因為官員們認為這不但改變不了中方的行為，反而會導致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外交關係更加緊張。
德斯特羅去年向眾議員史密斯的小組（國會中國事務執行委員會）表示，「這種文化在國務院根深蒂固，外在的表現就是制度性的拖延。」
德斯特羅說，他想說服時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宣布中國（中共）迫害維吾爾人的行動是種族滅絕行為，但國務院官員抗拒他的這一努力。他並說，當特朗普政府官員告美國商界人士，他們是認真的，想要禁止進口（中共）強制維吾爾人勞動所生產的商品，例如太陽能電池板，商界人士「臉色蒼白」。
人權倡導者警告說，無視這種野蠻行為，必然會導致數以百萬計的人受到更嚴重的迫害，同時使得西方因成為壓迫活動的共謀、甚至為其提供財政支持而揹負更沉重的道德負擔。他們認為，聯邦當局最起碼可以努力制止中國當局對居住在美國的中國異見人士進行跨國監視和侵擾的行為。
就在上個月，聯邦調查局（FBI）逮捕了兩名男子，指控他們幫助（中共）管理設在紐約市的一個秘密「警察站」；中共政府的代理人利用該「警察站」跟蹤和騷擾民運人士和其他公開批評北京的人。曝光該「警察站」的非牟利人權組織[即「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說，美國還有六個類似的「警察站」，散布在各地。
美國政府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突破中共的「防火長城」（Great Internet Firewall）。該防火牆使得中國公民，特別是宗教和少數民族無法通過網絡組織活動，無法從全球網絡上獲取信息。
在美國公司抵制了幾個月後，國會在2021年底通過了《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並由總統祖拜登簽署成為法律。該法旨在對在知情的情況下給新疆強迫勞動的行為提供便利的美國實體進行制裁。今年3月，美國和海關及邊境巡邏隊（CBP）報告說，今年以來（截至3月）共阻止了價值近5億美元的進口產品進入美國港口，因為他們認定這些產品「全部或部份」是由維吾爾人在強制下生產的。
但支持（制裁中共）的人說，除了對涉及宗教迫害的中國官員實施簽證、旅行禁令及其它有針對性的制裁措施外，還需要採取更多的行動。人權觀察家及知名活動人士敦促美國出台更多措施，禁止美國公司通過向中國出售醫療或監控產品獲利。
「保護衛士」2017年發現，總部位於麻薩諸塞州的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Thermo Fisher Scientific）曾向新疆警方出售DNA測序儀；該公司製造用於分析和化驗的產品、化學品，以及用於COVID測試包和疫苗的產品。人權倡導者認為，（中共當局）就是通過大規模的DNA採集活動來追蹤維吾爾人，以及進行器官配型的。
在國會和媒體檢視了兩年後（即2019年），賽默飛世爾公司宣布停止向新疆地區銷售人體識別技術。又過了兩年後（即2021年），《紐約時報》發現該公司生產的DNA採集工具繼續流向新疆地區，（只是拐了一個彎兒）由中國公司購買後轉賣給新疆警方。
美國調查新聞網站「攔截者」（The Intercept）去年秋天發現，賽默飛世爾公司與西藏警方做了一筆交易，向其出售了價值數十萬美元的DNA分析工具和其它用品。該消息是在兩個人權組織出具有關中共政府從藏人身上大規模收集DNA的證據不久後傳出的。
幾位美國立法者要求賽默飛世爾公司就此作出答覆，並要求其停止在中國銷售產品。但該公司行政總裁（CEO）葛士柏（Marc Casper）不置可否，並極力為出售產品給西藏警察的事情辯護，稱（中共警方）只是用這些產品進行「常規的調查取證」。
不過，「真清晰政治」報道說，史密斯和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籍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等國會議員表示，該公司為中共控制的警察進行辯護，讓人更擔心該公司樂於向殘暴的政權銷售產品以獲取利潤。
德斯特羅敦促說，「我一再強調追蹤資金流向的必要性。中國人（共產黨）買的是屈從，買的是沉默。」#
作者簡介：
蘇珊‧克拉布特里（Susan Crabtree）是「真清晰政治」（RealClearPolitics）駐白宮記者，曾擔任《華盛頓自由燈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資深作家，並為《華盛頓檢查者報》（Washington Examiner）擔任了5年的駐白宮記者。
原文：The Long Road to Confronting China’s War on Religion, Part I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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