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中共無權在美實施跨國鎮壓

2026年，一個聯邦陪審團裁定一名紐約男子在曼哈頓（Manhattan）的一個中共海外警察局充當中共政權的非法代理人罪名成立。

該行動設在一個名叫美國長樂公會（America ChangLe Association，現已關閉的中共秘密警察局所在機構）的社區組織內部，並與中共公安部保持聯繫。公安部的主要職責是保護中共政權，而非中國人民。他們還負責管理全國範圍內關押政治犯的監獄。

聯邦檢察官稱，這宗案件不僅限於幫助中國公民辦理日常手續。其中一名涉案人員的任務是尋找一名居住在美國的中國民主活動人士。

顯而易見，「海外警察局」（overseas police station）這個詞應該讓美國人深思。

通常而言，外國政府可以通過既定的法律渠道與美國執法部門合作。它們在美國境內沒有執法權。然而，更重要的問題並非辦公室門上的標語，也並非中共官員是否身著制服。而是中共試圖將政治脅迫延伸到中國境外，並滲透到那些自認為已擺脫這種脅迫的人們的生活之中。

中共的公安部是這個體系的一部份，國家安全部（簡稱國安部）是另一部份。中共國安部以脅迫、鎮壓、綁架和營運黑監獄而臭名昭著。

另一宗案件中，美籍華人、歷史學者王書軍（Shujun Wang）曾經幫助在紐約建立一家親民主組織，他被判犯有秘密為中共國安部效力的罪行。控方證據表明，他向中共情報官員提供了有關活動人士和異見人士的訊息。

其它聯邦案件涉及跟蹤、恐嚇、威脅親屬以及試圖強迫他人返回中國的指控。

這些方法各不相同，但其背後的原理值得我們更加關注。

事實上，美國很久以前就回答了這個問題。

1868年7月，國會宣布「放棄國籍」（expatriation）——即放棄一種政治效忠而選擇另一種政治效忠的權利——是「所有人的自然和固有權利」（natural and inherent right of all people）。這個問題並非紙上談兵。時至今日，歐洲各國政府有時仍然將已經成為美國公民的移民視為其原屬國的臣民。

國會通過決議的第二天，美國和清政府簽署了《蒲安臣條約》（Burlingame Treaty，正式名稱為《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是兩國政府於1868年7月28日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簽署的一項重要外交條約）。該條約的措辭在今天看來令人震驚。條約承認「人具有改變家園和效忠對象的固有且不可剝奪的權利」。

也就是說，這個原則早在逾150年前的美中關係中就已闡明。

該條約並非現代人權憲章，美國隨後對待中國移民的方式也常常與1868年宣布的慷慨原則相悖。排華時期（Chinese Exclusion era，主要指1882至1943年，美加等國針對華人群體實施系統性排斥、歧視與法律限制的歷史時期）足以警示我們，切勿將歷史神話化。

但是原則很重要。

個人並不屬於他的政府。

國家可以合法地對公民提出要求，但是國家並不擁有人民。人的尊嚴並非源於護照、執政黨或國家認為合適的角色。

對於那些認為人是按上天形象創造的人來說，這才是政治之前最根本的問題。國家並非人民尊嚴的創造者，因此也永遠無法擁有人民。國家永遠無法取代神及其律法（His Law，是指神作為創造主與萬物之主，基於祂自己的神聖本性所發出的道德標準、訓誨與旨意）。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在這方面面臨著諸多難題。極權主義並非僅僅追求對法律的服從，它還試圖將各種機構、社團、信仰和忠誠都置於政治秩序之下。宗教的危險之處在於它宣揚存在凌駕於國家之上的權威。家庭的危險之處在於它塑造了國家並未賦予的忠誠。出於同樣的原因，獨立的教育、獨立的法律和獨立的公民社會也可能構成危險。離開這些體制的個人同樣如此。

移民不僅僅是跨越國界。移民可能已經有效地切斷了母國對其言論、社交、宗教和良知的控制權。

跨國鎮壓的本質就在於阻止人們逃離。這種鎮壓可以直接進行，也可以通過留在國內的親屬來施壓。居住在威斯康辛州、紐約州或加利福尼亞州的人可能受到美國憲法的全面保護，但是他們在中共治下的親屬仍然處於政權的控制之下。中共威脅無需在美國法院得到強制執行即可生效。中共無需正式聲明前中國公民仍然是國家的財產。

如果中共能夠決定他們敢於說甚麼、與誰見面、加入哪些組織，或者是否批評黨，那麼它就保留了他們以為已經擺脫的部份政治控制權。

這就是為甚麼這個問題也關乎美國主權。

這些行動的目標並非居住在美國管轄範圍之外的外國居民。他們當中有些人是美國永久居民，有些人是入籍美國公民，有些人本來就出生在美國。無論他們的祖籍如何，生活在美國法律下的人們都不應被迫權衡行使美國公民自由是否會招致外國政府的懲罰。

毫無疑問，擁有中國血統並不等同於效忠中共。事實上，美籍華人、宗教人士、異見人士、民主活動人士、藏人、維吾爾人、香港活動人士等等，都曾多次成為北京脅迫的目標。他們不是問題所在，他們才是需要保護的群體。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美國失敗案例。

美國並未正式授予中共警方在曼哈頓的執法管轄權。該行動是通過已在當地的人員和組織進行的。聯邦機構對此展開調查，將其關閉，同時提出訴訟。

此類行動能夠開展本身就應該促使我們質疑聯邦、州和地方機構對跨國鎮壓的認知程度。受害者往往出於多種原因不願挺身而出，舉報他們所遭受的威脅：他們擔心海外親屬的安全，也不相信美國執法機構會理解正在發生的情況。

因此，保護他們不僅僅是在行動被揭露後追究肇事者的責任。它還需要認識到，發生在美國領土上的外國脅迫行為並非僅僅是移民社區成員之間的私事。

這是對美國主權的侵犯。從外交角度來看，這類似與一種選戰行為。

1868年，美國宣布改變自己的效忠對象是一項基本人權。這具有深遠的影響。一個受到美國保護的人，不應該發現自己脫離的前政府依然在決定和允許他能說甚麼。

任何政府都不能佔有其人民。

同樣地，任何外國政府都不應被允許表現得似乎它佔有居住在美國的人民。

作者簡介：

拉蒙特·科盧奇（Lamont Colucci）博士，曾任美國太空軍（U.S. Space Force）負責作戰理念與戰略原則（doctrine development）的首任主管，現任威斯康辛州康考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政治學教授。他曾任美國國務院外交官，專長於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太空戰略等。他著有多部關於外交事務和美國大戰略等領域的著作。

原文：No Government Owns Its Peopl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